早前訪問中東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將向阿拉伯國家提供五百五十億美元資金，包括向中東地區提供多個專項貸款及設立投資基金，並向巴勒斯坦提供五千萬元人民幣無償援助；還將培訓一千名阿拉伯青年領袖，培育中阿友好的青年使者和政治領軍人物。其實，第五代外訪時，已不止一次向國外提供資金。
《環球時報》評論，有人認為，中國還有很多貧困地區和人口，外援的錢應當首先花到他們頭上，這是典型的民粹主義呼聲，與大國所需要的外交理性格格不入；早在毛澤東時代國力並不強時，中國就開展了不少對外援助，至今仍在享受其帶來的戰略好處。然而，《環球時報》給不滿往國外投錢的人安上民粹主義的大帽子，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激化官民矛盾。
客觀地說，對國外提供資金是承擔國際道義的行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的數目也不少。美國大使館在騰訊的微博就說：根據美國國際發展署，二○一三年由美國政府負責的對外援助金額為四百億美元。按地區接受援助金額排列：中東與北非：九十一點一億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九十一億美元。南亞和中亞：六十一點六億美元，西半球：二十二點五億美元。
誠然，國際援助不應有異議，但幾乎中國每次向國外投放資金，都會引發部分國民不滿，有人稱之為「大撒幣」，意思有二：一是大把大把地往國外撒錢；另一是罵人，即「大傻逼」。當然，罵人是不對的，理性批評並把道理說清楚即可，網民不滿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塔西佗陷阱時代來臨。公權力與公民權利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無論公權力做甚麼事，公民們就是不信，公權力進入塔西佗陷阱而難以自拔，而公民又不施以援手，任其深陷。
第二，國內兩極分化問題還沒有解決。社會貧困人口眾多，問題日增，亟需提供資金解決他們的困難。
第三，公權力傲慢。國際主義援助本來就有部分是國際義務，但人們難以分清，官方又不及時解釋。僅通過《環球時報》解釋只會愈說愈亂，甚至火上澆油。
第四，納稅人意識覺醒。作為納稅人，他們有權利質疑錢的去向，要求公權力在向國外提供資金時要具有公開性，並對政府提供的資金進行起點、過程、結果評估。
對此，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援引聯合國《二○一四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報告》說，中國極度貧困人口總數佔總人口比例高達百分之十二點八，而尼日利亞為百分之八點九，孟加拉百分之五點三，剛果百分之四點六，中國的極度貧困人口比例遠遠高於非洲國家，也高於亞洲最貧困國家孟加拉。他建議，面對國民如此大比例的貧困，中國政府有義務和責任將外匯納入預算，外匯除了用於國際貿易、國際人才交流之外，主要用於國內消除貧困，如建立外匯扶貧基金，為貧困、殘疾等家庭提供醫療教育養老等資金支持；提取外匯補充到社會保障基金之中；建立外匯社會穩定基金，為拆遷戶、失地農民、下崗人員、老工業基地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無論是對外捐款還是投資都需要有一個說法，否則每投放一次都會成為社會動亂的引爆點。公民時代，就是納稅人時代，公權力無論花甚麼錢，都得經過公民納稅人的同意，否則就是花錢花得再好，投資收益巨大，也不會獲得合法性和正當性。中國已經進入了不確定性時代，誰也把握不了，公權力如不及時加強法治建設，不謹慎用權，就會演化為神州處處有燃爆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