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七公：標準工時爭議不絕

數據分析 力求客觀

勞工委員對標準工時立法已有既定立場，打從標準工時委員會成立之前，勞方已取態明顯，就是以立法形式訂立標準工時，但資方的意見卻相反。這個討論多年間不絕於耳，勞工處亦在數年前發表有關標準工時的顧問報告，所以標準工時立法與否的爭議，其實早在標準工時委員會成立之前已存在。成立委員會處理標準工時問題，讓勞資雙方有一個正式的場合去討論，總比以前各自表述的好。

在標準工時委員會內，有三位學術界的委員，對委員會內的數據分析起了中立批判和提醒的作用，目的是希望用較科學的數據來分析，以幫助委員會撰寫報告，是一種對標準工時這個議題負責任的做法。因為標準工時的爭議太大，假如僅以理念為基礎來爭拗，往往會走向偏頗的方向。

因此，一開始，標準工時委員會就聘請顧問公司做研究，調研市民對標準工時的看法，也邀請政府經濟顧問研究不同情景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總之在處理上已盡力客觀，務求以數據輔助分析。

正由於要客觀處理數據，一些主觀的感覺往往不能完全考慮。例如勞方一再強調的工作生活平衡，理念上自然是對的，可是如何實現工作生活平衡卻沒有客觀標準。一個自然的想法是工時減少了，人們自然可以在生活上多了平衡，但如何界定平衡卻沒有統一標準。有些人可能在減省了工時下再找兼職，有些人可能在減省了工時下無所事事，也有些人可能在減省了工時下鍛煉身體，卻沒有對工作、生活的平衡定下統一標準。

而對資方來說，標準工時是以法例來規管，當中的監管成本會令企業百上加斤，但同樣地，這個監管成本究竟有多高，是否可以讓社會接受，卻要用數據評估才可以確定。在上文所說到的勞資雙方的考慮，不少是從理念上出發，結果彼此間的鴻溝難以縮窄。

外國經驗 難以照搬

標準工時委員會以數據為依歸的做法，正正就是希望減少以理念為訴求的空間，將堅實的數據拿來討論，是一種務實的做法。對於數據，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也可以不認同一些數據的研判，但有一點我們要確認的是，在標準工時委員會所做的數據分析中，是以一種客觀和科學化的態度來處理。換言之，我們可以不同意一些情景的發生，但我們不應以懷疑的態度來審視委員會的數據處理工作。例如在二十七個情景當中，一些極端情景發生的機會可能不大，可是，從嚴謹的角度看，委員會有責任將這些可能列舉出來。至於如何解讀這些情景數據，卻是各人的事了。

從筆者和六位委員共事的這段時間裏，感覺到這六位委員都是盡心盡力為勞方爭取權益，也對委員會的工作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是很令人欣賞的好同事，因為他們處理認真，也敢於發表意見。對於這次六位委員的表態，筆者感到可惜，也希望他們可以繼續在委員會內作出貢獻。

在未來的工作上，誠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所言，是結合各種意見去整合，以期完成報告給政府參考和作決定。未來政府的難題是如何決定政策，因為標準工時的爭議太大，外國的經驗又不可以照搬過來，當中的爭議肯定陸續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