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現代修正主義頭子赫魯曉夫」曾經咒罵毛皇帝時代的中共是「好鬥的公雞」。因為毛皇帝當年帶頭批判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背叛了馬列主義，對內搞資本主義復辟，搞「全民社會」、「全民黨」；對外搞投降主義，害怕與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展開鬥爭，放棄支援世界革命。對此，毛皇帝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猛批猛鬥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一方面在國內黨內大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發動五花八門的政治運動，對外則一夫當關，和全球帝國主義、反動派英勇鬥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十分豪邁，所向無敵。
不過，這樣的鬥爭哲學、鬥爭精神、鬥爭勇氣，終於釀出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禍，政亂經衰，一貧如洗。在世界經濟、科技高速發展面前，「中國要被開除地球籍」了，「要被驅逐出地球村」了。這是毛皇帝崩、文革結束後，中共發出的驚嘆。遂有鄧小平等「絕處反擊」推行改革開放，下決心不再遵奉鬥爭哲學，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不再搞政治運動，一心一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力推動中國現代化。
正是在此背景下，北京通過談判和英倫簽訂了聯合聲明，九七收回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整個談判過程和這一特殊國策的推出，體現了朝廷既鬥爭又合作的方針，而非一味鬥爭，又非取消鬥爭。在收回主權問題上，北京堅持原則，堅持鬥爭。在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問題上則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從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大局出發，尊重歷史和現實，尊重港人的感受和憂慮，強調九七回歸後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和原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那時，北京當然知道，所謂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其主幹就是英國人管治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地那一套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價值觀及其在生活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表現形態。北京清楚，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之所以成為「東方之珠」、「國際大都市」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要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要保留這套制度和生活方式。
因此，九七回歸後被送進歷史博物館的，是英國人的統治權、管治權，繼續在香港「活力四射」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這套東西毫無疑問有英式殖民主義的強烈印記和濃厚色彩。然而，這不正是北京珍而視之、千方百計要保留的東西嗎？
九七回歸前後，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用「切莫擦掉茶垢」比喻九七後香港應該「愛護和保留」英式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九七收回的這隻香港茶壺應是布滿「茶垢」的，這才是「珍品」，才有價值。從中英談判和香港過渡期到發生與末代港督因「三違反」引發激烈的政改爭拗，從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到起草頒布《基本法》，中南海諸公對港方針中從來沒有出現過要對香港實施「去殖民化」的意思。此非不能也。朝廷十分清楚，要在香港「去殖民化」，發動鬥爭再容易不過。就像當年解放上海，實施社會主義改造，一夜之間即可「蕩滌一切污泥濁水」也。
不過，回歸十八年，當年全程參與香港事務的前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卻「代表個人」大感後悔，疾言厲色的質問為甚麼香港回歸後沒有「去殖民化」？這個問題該誰回答呢？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陳佐洱吃了熊心豹子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