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到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到中聯辦主任的行政長官「地位超然論」，都是在釋放一個訊息：朝廷要實施加強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今次政改是一個契機，要藉此把加強「全面管治權」落到實處並在輿論和法理上作出宣傳，對香港社會展開《基本法》的「再啟蒙」。
然而，政改泡湯了，朝廷的目標暫時沒有落在實處，但政治姿態已經擺出，已讓港人認識清楚，不過阻力更大。既然加強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契機和切入點是政改，是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那麼，根據「在哪裏跌倒就要在哪裏爬起來」的邏輯，行政長官的地位、職能、產生辦法就仍是整個問題的關鍵。在也許是兩三年後，也許是遙遙無期的政改重新啟動之前，有人還要為此大事宣傳，提出一些「新論點」、「新說法」，這就是張曉明的行政長官「地位超然論」出爐的背景。
看來，朝廷是認準了要加強全面管治權就必須首先在行政長官的地位、職能和香港特區三權之關係問題上做文章，在這些方面強化行政長官的權力。
不過，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要讓香港社會接受朝廷的這個目標，肯定很有難度，而《基本法》又不可能輕易修改，於是朝廷駐港大臣就使用了內地慣常使用的「簡單而有效」的方法——提出「新論點」、「新說法」，於是張曉明用「超然」二字把行政長官的地位、職能、權力等等拔高於三權之上，拔高於《基本法》原有規定之上也。
這種做法看似玄妙，其實作用不大，徒起爭論。因為香港社會對涉及到「法」這檔子事都喜歡「認死理」，《基本法》中沒有「超然」，你就是把「超然」之說弄得再妙不可言，人家也不認帳，行政長官的地位、職能在《基本法》的規定中該是甚麼就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