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台灣有八仙樂園的爆炸意外，泰國又有四面佛附近的炸彈事件，兩件慘劇都涉及港人的傷亡。香港政府在應對這些境外意外時，往往需要面對沉重壓力。
傳媒的責任是監督社會，當然會對政府的危機處理有意見；而民意代表更肩負監察政府的重任。傳媒和民意代表在政府兩件事件的處理上，除了表達對遇難者的不幸同情之外，自然會抨擊政府的處理方法。一般而言，都是說政府應變如何緩慢，或是提供的幫助如何不到位，又或是如何沒有詳盡的資訊發布……總之，不論政府如何努力，社會責難的聲音也不會停止，這就是香港的實況。
平情而言，當意外發生在香港境外，由於不是香港管轄的範圍，香港政府可以做的其實很有限。先不說複雜的外交考慮，例如要符合國際外交規範，因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當地政府也有其處理的守則和方法，但一般香港人不會明白這些複雜的考慮：只要政府在處理上沒有香港平常的辦事效率，便一定是政府失職。在八仙樂園爆炸意外中，由於涉及更複雜的境外處理，速度便不可能像香港急症室一般。不過，這也給政府在未來危機處理上提供啟示，就是要建立定期和境外相關部門的連繫，因為意外不曉得何時出現，有順暢的溝通機制，有助意外的危機管理。
其次是對專業判斷的大眾感受。意外發生在境外，受影響的人自然憂心忡忡，政府派出入境處職員、醫療人員到境外協助受影響的港人，自然是應有之義，但外派的人員種類和陣容往往是受到嚴厲批評的地方。人們一時會質疑為何沒有醫生隨隊，一時又會質疑受傷港人已在當地就醫，外派醫護人員是浪費了嚴重不足的公共醫療資源，感覺上就是無論如何外派工作人員，都會受到外間的責難。
我們要明白，應否外派醫護人員，又或是外派醫護人員的種類和編制，是一個民情和專業判斷的合併考慮。民意多元化，但從應付危機和對境外港人的服務而言，醫護人員有其專業的考慮和研判。
在台灣的醫療安排比泰國的簡單一些，起碼香港和台灣在文化上接近，文字和語言又沒有多大的障礙，加上港台在醫療合作上又比較緊密，政府外派醫護人員的編制自是可以有較大彈性。
反之香港和泰國在做事方式和文化上有較大差異，兼且語言文字又不一樣，溝通上的困難較多。另外，泰國的意外又有恐襲的可能。種種因素加起來，政府自然會嚴肅應對。對躺在外地醫院的港人來說，聽到有來自香港的醫護人員到來，心裏都會比較踏實，縱然實際上香港醫護人員在外地醫院不能診治傷者，但這種安排卻是重要和有用的。對政府外派醫護人員上的責備，我們也要公平點，對政府的做法作出合理的研判，而不是為責備而責備。從責備一方的角度看，雞蛋裏永遠都可以找到骨頭。
香港人外遊次數愈來愈多，在外地發生意外的可能也就愈來愈大。台灣和泰國的意外除了上述兩點的討論，也帶出了香港政府應預備好境外意外處理的方案。這不是說目前政府的做法沒有程序，而是意外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會千變萬化，目前的應變方案很可能派不上用場。特別是當意外涉及多方面問題時，現在的做法隨時應付不了。結果不單止政府要受責難，更重要的是受影響人士得不到適當的協助，其處境更是無助。
其實，面對近期的意外政府的處理已是有板有眼，在目前的政治生態下，只要沒有太大責難已是讚賞。趁此向在外地默默為受影響港人而努力的外派人員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