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本欄提過問責制之由來，問責局長脫離公務員體制，地位凌駕公務員，成為決策局最高級之官員。縱然多年來「問責之法」以及「問責之效」都令市民心存疑問，但角色配置上應是沒有異議的。這個安排的好處，是決策局的最終決定由擁有最高決策權的局長拍板，如有任何問題或過失，問責局長可即時問責請辭，免卻繁複的解僱程序。不過，最近接了兩宗民間個案，看來這角色的組合好像出了問題。
首先是有關規劃發展的問題。早前我接觸過幾位租用或租住新界東北土地的村民，他們都響應了政府的呼籲，按照程序登記註冊，證明一直在這土地上居住和生活。他們之所以相信政府，是政府曾答應只要做了登記註冊程序，日後就算被業主或地主趕走，亦可得到補償。有居民更指，有份承諾的還包括接見他們的陳茂波局長。
可惜，這個利於項目前期工作的協議，卻被地政總署一句「沒有這個程序」而不被承認，令村民大感無奈，亦對政府失去信任。有村民甚至問，到底是局長說了算抑或是署長說了算？
另一宗就是德爾斯DSC的結業事件。張建宗局長對着員工及傳媒公開表示，爭取於九月中至九月底向DSC員工發放破欠特惠補償金。當時DSC老闆許明順仍未被申請強制清盤，但局長已作出此承諾。然而，今天強制清盤的程序已辦妥，很多繁複的步驟已可省卻，按道理需時應該比原定更快。可惜，勞工處處長唐智強被傳媒問到能否在九月發放特惠金時，他卻表示難以預計，又指難度好高、未能承諾云云。
在現時的管治班子，到底局長的角色是甚麼？是虛設的嗎？這個錯配的情況，或許就是社會不穩的其中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