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前的困境，是政府內外不思進取，或許這是英國人臨走時廣發秘密居英權的政治後果——香港大多數的精英都有後路，無心應戰，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港商心態。一是過去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港商在珠三角及內地賺了大錢，容易賺的錢，結果養成了安逸，也掉失了奮鬥之心；賺了錢大多是炒樓炒股消費，更加重了投機之心，這樣的心態與人才是不懂面對困境的。
二是加工貿易日趨式微，好景大不如前。港商在珠三角已大多撤退。東莞最近人口由千多萬跌至六百萬，佐證時勢的大轉變。少數港商或可轉移內地和海外，大多殘存的卻度日如年，等待結業，悲觀氣氛瀰漫。
這種港商心態——投機與撤退，通過他們在特區政府內外的影響，助長了政府不做事、反對進取，也孕育了部分市民只懂從政府財政爭取權益，不願付出的傾向。激進的所謂本土主義，事實上也是以此為生長土壤。一方面經濟上由家人和政府養着，另方面萬事怨政府不加援助，把政府與內地人變成他們所有失敗、相對不足的根源，肆意攻擊。
由於港商與英國居留權的精英佔據了政府及建制，要扭轉困局，便不能不從人事入手；不把這些人替換，建制不可能有轉變的機會。這只能靠外力，靠中央政府的干預，但中央政府的港澳政策同樣地長久被既得利益所把持，能否轉變為香港體制和文化改革的推動力呢？此外，香港還有不少有心人，中央政府怎樣與之合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