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鐵和政府在高鐵超支和延後啟用上，兩者都極力將問題責任從己方放下，潛台詞是對方要承擔超支的額外成本，以及延後通車的損失。站在一般市民的角度，高鐵問題責任誰屬其實沒有多大的討論空間，因為政府是港鐵的大股東，高鐵超支，到最後還不是政府要承擔絕大部分的金額？而且延期通車已是必然的事，整個社會都是大輸家，現在政府和港鐵互相責難，除了推卸責任，實際意義已是不大。
抱這種看法並不算錯，因為站在務實的角度看問題，社會是大輸家已是必然。可是從法理上來說，政府和港鐵分屬不同的法人團體，在責任誰屬的大考慮之下，彼此都不容有失，因為在合約條文之下，責任誰屬涉及天價的賠償。這是一個大原則的問題，對政府和港鐵來說沒有妥協空間，尤其是在政治化日深的今天，要是一方簡單地承擔了責任，將會是無窮麻煩的開始。是以政府和港鐵在責任問題上存在分歧，即使實際後果可能差不多，但在法理上雙方都會據理力爭，起碼在台前彼此不能輕易低頭，這是一個我們要明白的地方。
港鐵是上市公司，以商業形式運作，這令其角色和定位飽受批評。港鐵根據票價調整機制，每年會進行票價調整，這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合法權益。但這個在法理上站得住腳的做法，卻和大眾的期望有所落差，早已惹來社會的非議。故此，在市民大眾的認知上，港鐵已是一家追求盈利、不理大眾想法的機構。當然，這只是一個感覺。在港鐵的角度而言，港鐵為乘客付出了許多，港鐵的營運無疑是世界級的，無論在票價或是營運指標上，港鐵都是位於世界前列，可是大眾觀感主導了一切，硬繃繃的數字說服不了社會，這是港鐵的原罪。
說回高鐵超支事件，大眾不期然地將以前的觀感和超支扯上關係，在形象上港鐵已處於下風。當港鐵目前還是堅持「合法」權益時，整個形勢其實是對港鐵不利的。不幸的是，港鐵作為一家上市公司，除了企硬之外，實在沒有其他的出路。
從上文所述，港鐵好像已無可避免地要為高鐵超支負上責任，但我們要分清楚主觀感覺和客觀事實的分別。在高鐵的興建上，最終的項目擁有者是政府，港鐵只是代理人，代理政府在高鐵上的建造和營運。港鐵作為代理人，所負的是一種盡職代理人的角色，要公允地評價港鐵在高鐵超支和延期通車上，便得從盡職代理人這個方向入手，才可以脫離主觀判斷地評價港鐵在高鐵項目上的得失。若要真正審視港鐵有否違背代理人的盡忠角色，便得明白港鐵所受委託的內容，當中港鐵的權責範圍，更是評價港鐵有否過失的重點。一般而言，代理人必須和項目擁有者訂立合約，這個委託合約將會是在法理上解決事件的重要依據。問題是，這個合約是保密的，也令港鐵陷於被動。
對政府而言，目前的政治氣候是沉重的，高鐵超支和延後通車已是嚴重打擊，假如再在超支撥款上受阻延，後果將不堪設想，更別說目前實際超支多少還沒說得準。以現時立法行政關係的緊張，現時估算的超支金額要得到立法會支持通過已不容易，要是將來超支數目不止於此，未來的情況更不容樂觀。政府要港鐵顧及長遠和政府的合作關係，潛台詞是要港鐵承擔多些，好讓政府有喘息空間。然而，這個構想會否因雙方立場不同，令政府的如意算盤打不響，這可是一個大考慮！
高鐵超支已是一筆糊塗帳，說誰人負責已沒法說得準，從拍板興建到現時已不知更換了多少人事，根本已是有理說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