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經過金鐘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對面的空地和馬路旁，都見有大量的僭建帳篷和其他「建築物」。
最近，有人竟「大興土木」，在那裏釘搭木屋，準備長期駐守。當香港有廣大普羅大眾為「上樓」（即爭取居所）而煩惱的時候，竟然有大量僭建物長期居於金鐘鬧市之中。
自從去年九月所謂「佔中」的非法行動以來，金鐘就成為「佔中」僭建者的天堂。至於旺角和其他地方有沒有，因未有目睹，不好評說。但金鐘位處港島中心，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所在地，竟可以長期容忍「僭建」，的確是香港的一樁咄咄怪事。
幾十年前，有一些偷渡來港的鄰近地區民眾，曾因居無定所，便在一些偏遠的山坡僭建木屋，作為棲身之所，但港英當局仍然不時用武力拆卸，絕不寬容。實際上是此風不可長，如果人人都可以在公地上僭建，則香港的社會秩序和法治精神便蕩然無存。因此，這些無家可歸的，雖然值得同情，但未聞有人支持這種破壞法治的非法行徑。
現在這些佔領公地，佔領鬧市的非法行徑，竟可以存在達半年之久。該執法者不加執法，非法行徑變本加厲，而且擬作長期打算。據說並以此迎接來日的再一次大規模的「佔中」行動之用。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並曾以此自豪。私人物業如有僭建，例如圍封露台，搭建花架，挖掘地下室、或對原圖則作一些改動，都是犯法的，有關部門應立即加以拘控，並不留情；此種事例，屢見不鮮。公眾都認為這是依法行事，並不以為怪，也不會同情僭建者。
現在這種僭建的犯法行為，竟然出現在眾目睽睽的金鐘，而執法者視若無睹，遲遲不加處理和拘控，這只有助長犯法者的氣燄，傷害香港的法治精神。
與此並駕齊驅的，是對違反公安條例，故意犯法的滋事分子，不加拘控，更不加定罪的事例不少。
「佔中」以來，曾有一千多人被捕，但法庭極少定罪，不是被判罪名不成立，就是罪名成立或判服務令，或就警誡了事。
有的人是慣犯，而且有名有姓，不知是否「名人效應」，多數宣判無罪，或是輕判。
回憶六七年的「九龍暴動」，港英當局卻是執行「寧可捕錯千個，不願放過一個」的政策。亂捕亂判，造成不少冤假錯案。
「六七暴動」當然是「左」的錯誤，當年受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更把矛盾激化。
例如當年培僑中學副校長黃浩炯乘車外出，被警察截查，黃校長和司機並無參加任何「暴動」情事，當局也並未經律師抗辯的程序，卻以莫須有罪名加以重判。又如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是個中學生，不過在校內散發傳單，也非「暴動」，即判刑入獄。相對於今天這些無法無天的「佔中」犯罪分子，處理手法相距何止千里？
法治與自由，常常被稱為香港成功的兩大基石。但法治和自由，又是相互制衡的。自由不能無邊，如果為一己或小集團的自由，而妨礙大多數人的自由，便應以法治約束之。如果法治不彰，使廣大市民感覺其自由受到威脅，這個管治就顯得無能。特別是有些受法律教育的政客，實際上是訟棍，往往從政治角度叫喊着一些片面混淆視聽的「法治」，歪理從這些人的口中叫出，仍有一定的欺騙性。廣大擁護法治精神的公眾，必須鳴鼓而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