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光耀逝世後的一輪對他生平議論熱潮過後，我認真地再讀《李光耀回憶錄》。
我注意讀李光耀評論香港的章節。特別是他對香港末代英國總督彭定康的評價，可謂鞭辟入裏。
李光耀寫道：彭定康「滿腦子盡是牴觸中英協議的改革計劃」，「為深化（香港）民主提出一套想像力非常豐富的建議……創意十足，他的建議專走基本法和聯合聲明的漏洞」。
是的，彭定康這位英國末代總督，不是以中英友好為基礎，前來安排香港回歸以後的中英合作、共存共榮，而是作了一些布局，特別是單方面作出一些香港主權交接以後的政治設計，用這個「定時炸彈」，誘使中國人上當。
彭定康就是這樣與中國人糾纏了五年，更以行動激怒了中國，被評為「千古罪人」。直至今天，他還是死心不改，在當前香港政局動盪不安之際，再次經常出來說三道四。
李光耀曾在一九九三年五月，與後來當上外長的英國時任國防部副部長馬爾科姆‧里夫金德（港譯聶偉敬）進行過一次詳談。英國人表示，他們有義務確保一九九七年以後，「民主成了香港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並「相信毋須全民表決也可知道是英國殖民地的子民的普遍意願」。李光耀回答說：「其實香港人多麼希望非萬不得已，不應跟中國政府有太多爭議。」
在爭論一番之後，李光耀總結說：「再怎麼費盡心機都徒然，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不可能不以中國利益凌駕一切」，「要在僅餘的四年內，在香港鼓吹和注入百年來從未存在的民主價值和文化激素，簡直是天方夜譚」。
李光耀進一步指出，英方一直指望美國人抓緊人權和民主兩個把柄對付中國，因為美國對華有兩個經濟王牌：一是由一九九二年的二百億美元躍進到一九九七年的四百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二是每年更新的給中國出口產品的最惠國待遇。
但是，李光耀也指出，中國也能夠「以牙還牙」，在禁止核武器以及導彈技術的擴散方面，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一九八九年北京的一場政治風波，使西方投資者對中國退避三舍，但港、澳、台的商人和資本卻在這個時間內進軍內地。
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前，中國經濟有了驚人的發展，隨着香港回歸之日靠近，香港的股市和房地產都穩健上升，沒有見到港商倉皇撤資的現象。無論西方輿論如何抹黑，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仍然突飛猛進，掩蓋不了近距離觀察大陸形勢的香港商人敏銳的眼睛。李光耀寫道：「選擇留下來的港商，幾乎佔了全數。」
李光耀的確觀察入微。他認為，香港作為外來殖民者統治時，許多南來港人除了要求殖民統治者的保護而避免當年極左政治運動的衝擊外，沒有過分的要求。到了港人治港，「他們的要求便提高了許多」。
李光耀寫道，香港人嚮往更大程度的民主，以保護安逸舒適、欣欣向榮的生活方式；中國領袖則期望香港有用而不節外生枝。
這是李光耀多年前的觀察而得出的結論。但是，面對當前香港政治爭拗所形成的亂局，李光耀又有何解套的建議呢？可惜，我們現在已經不能再聽聽他的真知灼見了。不過，他在十多年前出版的回憶錄中，對香港的一些評論至今仍然未過時，頗有參考價值，值得港人細心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