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民族國家的另一個要素，是對主權的確立。
晚清時期，曾經出現在幾個通商口岸城市的「治外法權」（在中國領土上的外國疑犯，交由疑犯所屬國籍國的法院審理，而非中國的司法機關），就是對司法主權的喪失。
對於香港問題，《基本法》的表述是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針對的是回歸前，香港處於英國的殖民管治下，中國雖然擁有名義上的主權，卻無從實施的狀態。
另一個層面是經濟融合。隨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全國也逐漸形成統一市場的概念。
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也是身份認同感構建的一個重要環節。強大的經濟體，往往容易吸引周邊較細小經濟體的融合。這一方面，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初具成效。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還需要打破各個地方的保護主義。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就是更高層次的法律上認同感。這個法律，所指的並不是國籍或身份的條文規定，而是從憲法層面所釐定出來一個社會的共同認識和共識。
這方面，歐洲是一個典型例子。歐盟通過制訂歐盟憲法，體現歐洲人的共同理念和價值觀，從而構建一種歐洲的共同身份認知，即所謂的憲法愛國主義。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的改革，強調突出憲法的作用和地位，正正是體現出這個發展階段的特性和需求。明天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