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商界對北京九七後要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大力統戰他們、依靠他們，當然心歡喜之。他們信奉自古「商不和官鬥」，沒有半點理由不和朝廷結為一體，好好「代」北京在香港行使「一國兩制」的管治權。他們也知道，北京要他們行使管治權是有先決條件的：第一要表態愛國愛港，心裏怎麼想不重要，對共產黨的真實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話一定要「啱聽」；二是必須在枱面上「聽黨的話」，按朝廷的旨意辦事，當好讓朝廷放心的管治香港的代理人。
香江工商界的本質絕對是「重利輕義」。共產黨「動之以利」統戰他們，賦予他們管治權，這樣天大的好事，他們在一九八二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之前是做夢都想不到的，因此，北京統戰他們實在不費吹灰之力。當然，他們一開始有些半信半疑，但當他們看到中國在改革開放中「一切向錢看」後，當他們看到北京特別欣賞香港的「賺錢」能力後，當他們看到北京為了「保持香港長期穩定、繁榮」而特別想保留殖民地時代的行政主導、反感香港實施民主普選後，他們就打消了對中共「統戰」的疑慮，而認為北京要和他們結成長久的利益關係，雙方有着牢固的政經結盟基礎。
不過，香港工商界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圈子和關係絕對複雜，他們對政治的關心程度很不一樣，對身體力行「投身政治」、以何種方法充當北京的代理人管治香港的想法、做法更不一樣。北京對他們的關係也有親疏之別。一般來講，工商界的大粒佬只重視和朝廷最高層領導的交往，也只有他們「夠分量」獲得朝廷大老的「青睞」。二、三流的工商界則只能「組黨」、「組團」在朝廷的支持下讓特區政府對他們「行政吸納政治」，或混進立法會，或出任各種公職，接近管治圈子。為此，他們經常打得頭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