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率領香港「超豪華」、「超重量」工商界專業人士代表團訪京，準備獲得習近平「親切會見」之前夕，北京舉行「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六十五周年大會」，習近平又「發表重要講話」，進一步闡述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真諦」。習近平說，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我們要堅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愈多愈深入愈好，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
習近平主席的這番「民主商量」論正是北京和特區政府推行香江政改、普選行政長官的「主要精神」。這一年多來特別是在首輪政改諮詢中，CY和「政改三人組」講得最多的就是「政改有商有量」，可惜，這套「人民民主有商有量的真諦」在今次政改中無法貫徹下去，從頭到尾是朝廷和反對派的「硬碰硬」，政改早有一拍兩散之危。為甚麼會這樣呢？關鍵原因是香江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在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好使」、「行不通」。而北京從開始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推出「一國兩制」解決回歸問題到九七年「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三十年來的「思想觀念」和政治出發點就是試圖用社會主義的「有商有量」解決香港資本主義可能出現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主等重大問題。北京的出發點和願望肯定是好的，是為香港好，為中國好，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能順利貫徹落實，但「社會主義民主商量」和香港資本主義社會解決重大問題的思維方式、社會機制「唔啱嘴形」，於是衝突不斷，爭鬥不絕，政改問題、普選問題變得無法「商量」！
中國社會主義的民主商量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重大問題特別是政治問題，要由共產黨劃好不可逾越的紅線，早就給出了自己最合適的「公約數」。這些問題拿到政協上和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各界人士去「商量」只能作小打小鬧的修修補補，只能是「丸之走盤」般在一定範圍和「框架」內提點意見。只有在這樣的局限條件下，朝廷會讓大家「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
香港人追求的民主、普選、政改則是完全另外一種東西，另外一種遊戲規則。在社會管治和政治體制上要的是選票作主，是權力制衡，是人民話事，是政治競爭，是選舉的公開公平公正公義。今次政改和普選行政長官朝廷提出的「商量」方案，和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香港人追求的「玩法」有很大的距離，雙方又一早提出了自己「不可動搖」的原則立場，結果「有商有量」不能不成為泡影空話。
就在習主席大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並「親切會見」香港工商界「超豪團」的時候，香港大專院校準備已久、據稱是歷史上最大的罷課行動爆發了。罷課之後就是更大的「抗議活動」——佔領中環。這是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為某類問題表達意見、表達極強烈不滿常見的抗爭方式，習慣於「社會主義民主協商」、「遇事多商量」解決問題的北京當然很不適應，很不理解，認為很有問題，是在挑戰自己的權威，是搗亂破壞，別有用心，甚至有「謀反大逆」之嫌。中港兩地如此深刻巨大的制度差異、思維差異注定了一國難安，香港難安。經過這麼多年的磨合、爭鬥，差異還在擴大，矛盾還在加劇，已很難找到中港「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