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鄧小平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時，託他向當年的老同學蔣經國傳話，希望有生之年再見一面。一個月後，李光耀飛到台北見到蔣經國，轉達了鄧小平的口信。可惜的是，蔣最終予以拒絕。
鄧和蔣都曾在蘇聯留學，且鄧是蔣所在的共青團小組組長，兩個人還結下了一段難忘的私交。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翻臉，鄧蔣二人也各奔前程。其後，兩人各有坎坷，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兩人分別崛起，主政一方。
可惜的是，鄧隨後在大陸又被打倒，而蔣卻從此成為台灣一號。隨着鄧在不久後的復出，鄧蔣這對當年的同學，分別在大陸和台灣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鄧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讓大陸因改革開放而騰飛；而蔣則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促成了台灣向真正民主社會的過渡。
兩人都是偉人，遺憾的是，國共兩黨隔閡太久，成見太深，兩人最終沒有在生前再見一面。這一面，特別攸關重要，如果真的見了，國共第三次握手就不會是在二十年後的二○○五年。而國共如果真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就開始第三次合作，說不定已經促成了兩岸的統一。
但歷史沒有假設。國共兩黨是是非非，付出了幾千萬人的生命代價，化解仇恨當然不容易。而今，台灣脫離大陸、孤懸在外已經快到六十五年，且具有相對完整和獨立的國家意識，大陸以在香港試驗並不算成功的一國兩制試圖統一對方，幾乎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而且，蘇格蘭剛結束的公投，雖然以統派獲勝、蘇格蘭繼續留在英國而告終，但是，它對全世界的人民自決運動，卻有着不可估量的示範作用和影響。在大陸，已有一種論調指出，公民自主決定命運是一項基本的人身權利，一個國家只有是公民意願的集成才具合法性。推及台灣，雖然它名義上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它自成系統達到了六十五年，自治狀態良好，歷次民意測驗都證明，台灣人的多數都願意維持兩岸現狀，並不情願回歸到兩岸統一後的大家庭中。
顯然，這種論調的提出，是基於人權大於主權，有着相當程度的可信性、合理性。中共歷來都對外主張「尊重當地人民的選擇」，可具體到台灣，中共卻總是強調，二千四百萬台灣人民代表不了十四億中國人民的意志，如果公投台灣何去何從，就必須是兩岸人民一起投票。
對比蘇格蘭公投，這種說法就成了偽命題。正是經英國當局同意後，蘇格蘭才有了這次只佔英國總人口百分之八的人群、對自己未來的命運進行的投票。也因此，大陸有輿論讚曰：英國當局以和平方式解決歷史積存的民族衝突問題，這體現了當代政治文明協商的進步，體現了「英國」這個品牌的核心價值觀：寬容、法治和民主。
這種論調的危害在於，它從蘇格蘭的公投中，找到了「台獨」、「藏獨」、「疆獨」的現實依據，可實際上，根據第十五屆聯大的有關宣言和相關討論規定，必須是「地處海外、遭受殖民統治並具有與宗主國完全不同文化的民族」，才有權以公民投票方式，實現民族自決。至於近年來興起的各種民族自決，都有歷史原因，且不被國際法支持。而台灣、西藏、新疆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當今中央政府的政策也並無明顯的民族歧視和一味高壓，因此來講，台藏疆其實沒有任何資格搞公投鬧獨立，北京也真的沒必要一講起蘇格蘭公投，就噤若寒蟬一聲不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