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顧炎武在《郡縣論》指「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學者分析：古代中國的基層治理──官名吏治，「養百萬虎狼於民間」，「天下有吏之法而無朝廷之法」；說白了，也就是「山高皇帝遠」。
所謂「官名吏治」，也就是在政治結構上，架空了「中央集權體制」，有學者的研究甚至認為，中日甲午之戰所以大敗，主因是中央政府無法調動全國資源對抗日本；美國已故漢學家費維愷（師從費正清，曾與費正清共同編撰《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考察了晚清政府的稅收情況，發現其國民收入中受中央控制的部分僅約百分之三，遠遠低於同期的許多現代化國家，換言之，中央根本上是號令不行，地方弄權話事，中央奈佢唔何。
最近，內地有學者從反腐敗前後的一系列動作，看到中央決心要動一動以往十多年沒有動過的地方政府的奶酪，反腐敗行動不單只老虎蒼蠅一起抓，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層面重建了中央權威。
自改革開放後，三十多年來，逐漸形成中國特有的「地方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土地財政」、「分稅制後」，地方政府力量上升，以致實際上擺脫對中央「授權」的依賴；如今，中央要理順放任自流的弊端，不懼「放亂收死」的魔咒，要把地方的吏治搞好，自然要在「人事權」上使出真功夫！
大家看到最近山西下台官員關係的盤根錯節，涉案的十多個官員，彼此關係不是「密切」，就是長期「搭檔」，利益關係令人看傻了眼。
中央通過紀檢人員和組織部長的重點調整，清晰明確地顯示了對地方人事權的牢牢把控。
當然，能否對地方有效的整治，還有賴於建立制度與法治的央地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