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氣爆大災難，雖說台灣人團結互助，政治上始終要有人負責，結果經濟部長及高雄副市長等六名官員請辭。
災難發生在高雄，由在野黨管轄，但執政黨主宰中央也脫不了關係，有鍋一起背，現在有部長及副市長請辭，便等於中央跟地方各自交人。
七合一選舉臨近，搞政治就連問責也不能吃虧。設若災難發生在台北，便只有執政黨負責，批評會政治化得多。
馬英九上台不久，卻遇上特大風災，造成大災難，之後便搞了一個災難應變中心。災難未必能預防，但起碼要應變一下，一來加強民間與政府的溝通，二來加強中央與地方的協調，以利救援人員及物質的調動，救起災來更周全，更有效率。何況災難應變也同時是政治應變，先設立中心便表明有救災的政治決心，於政治上先行止血。
災難發生在高雄，在野執政兩黨俱難脫責任，反而少了政治上的攻訐跟狡辯，少了口舌之爭，從而突出災難後的互助團結，淡化了災難發生的原因。先有災難，再來應變，是台灣公共安全意識的一道邏輯；是災難應變，不是災難預防中心，大家可於災難後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卻輕忽在災難前洞察危機。
公共安全本來有規有矩，立法從嚴，大家依規矩，災難自然減少；但台灣人情社會，執法從寬，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規矩寬一點感覺上差不多，於是乎日子一長，規矩愈來愈寬，不見災難不會緊，寬緊遊戲不斷周而復始。
台灣公民社會的文明進步，到頭來便只體現於災難後的團結和諧，而不在於災難的預防發生，所謂「生命共同體」，隨時是「生命共同受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