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說我讀的只是西方的書；上次我寫買書讀書的都是洋書。在大學以後我的思想取向受中歐的傳統影響很大，主要是因我的博士導師Szelenyi代表着東歐、特別是匈牙利的思想傳統。可是，我不相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類的思想二元論。學問無分國界，德國學術界亦深受中國哲學的影響。歐亞大陸的思想文化交流源流深遠，把中西文化分野對壘只是殖民主義冒起之後對世界文化交流歷史的粗暴竄改，這是殖民因素，不能盲從。
嚴格地說，我幾十年都是讀中國歷史。中六時從費孝通的《鄉土中國》、《鄉土重建》和他的博士論文英文版的《江村經濟》入手，開始進入社會學，但沒有跟從他的英國老師來自波蘭的馬林諾斯基的社會人類學，而是堅持他在國內老師吳文藻（冰心丈夫）的中國社會學發展之路。
於是，一方面從中國歷史學界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性質，論爭到五六十年代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另方面，讀陳翰笙、冀朝鼎、陳寅恪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剖析，以至傅衣凌的以地契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的精深研究（張五常的所有制說法與他相比更顯庸俗與淺陋）。由此我便走向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但卻將之與韋伯的中國宗教說同樣否定。
近年，我再從法蘭克的《再度東方》，以及美國歷史學家的彭慕蘭（Pomeranz）等的著作，把中國歷史重新與世界歷史整合，打破殖民主義的假世界歷史，假文化二元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