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共坐了江山，面對和解決香港問題，基本上是以理性和謀求長遠利益、國家大局為主導，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某一段特定時期，中央對「下面」的造反做法一時失控，才出現了「六七年暴動」這樣非理性的瘋狂蠻幹的局面。然而，到了攤牌之時，毛皇帝、周相國還是理性決策。否則，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不會平息，解放軍會開過羅湖橋，英國人會「主動撤出」，北京早已「全面管治香港」矣。
毛皇帝、周相國為甚麼在六七年暴動、英國人主動提出再亂下去會撤離香港之際「理性」決策解決問題？因為毛、周清楚那時的做法偏離了朝廷對香港的一貫政策和長期利用的安排，是「極左」的做法在衝擊和破壞香港，必須急煞車。為此，毛、周還「借人頭祭旗」。
當年外交部造反派頭頭、曾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的姚登山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抓了起來，罪名之一就是在香港問題上煽動支持「六七暴動」、「火燒英國駐京代辦處」，「形左實右的干擾和破壞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偉大戰略部署」，「破壞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六七年「左派暴動」被中央理性處理平息、姚登山之流被打倒抓進秦城監獄後，中共在毛、周領導下部署了一段「反左批左」的工作。
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一九六七年是文革最瘋狂的一年，全國陷入了左派和造反派「全面奪權」混戰，天下大亂。這再一次證明，只要中共的階級鬥爭意識、奪取權力、鞏固權力意識高漲熾熱，左的東西、極左的東西就會以最革命、最正確的面孔出現，就會縱橫肆虐。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受此影響極大。
現在，香港已回歸中國，然只要階級鬥爭意識、權力得失意識再熾熱高漲，中南海仍可能大大錯判形勢，陷入非理性決策誤區，「左」的東西會再次禍害香港，毀掉一國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