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遊行是公民權利，但這是民眾爭取回來的，帶有代價。英國殖民地政府一直禁制示威遊行，「公安法」極其嚴厲而不合理。在這還算是法制底下，英國人還有政治部監控，把香港居民遞解出境的政策，以及其他各種不公開的情治部門活動。作為殖民地政府，為保障政權，自然無所不用其極，英國的做法並不比美國「非美國」行為的監控迫害有所特別，這些所謂民主自由國家的做法也不比不民主自由國家有多大差別，只是前者懂得包裝，用媒體來掩飾、扭曲現實。
七十年代，我大學畢業，趁歐遊之便在英國參加旅行社辦的蘇聯旅行團，結果回港之後，便被政治部多番審查，在空無一物的大樓裏（椅子也沒有）被盤問。幾年後，我取得獎學金往澳洲留學，英國政府通知澳洲政府，以此理由不批准給我簽證，只是後來一位女性官員似乎同情我，翻案准我赴澳。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情況便是如此。保釣示威的同學、朋友被捕入罪，帶有刑事犯罪紀錄，便不能做政府公務員，不能出任某些專業，甚至出國不能獲簽證，這便是英國殖民地統治的「仁政」、「德政」。假若不是七十年代香港學運衝擊，殖民地政府不會改，而參與學運的不少朋友真的付出了代價。
當時的衝擊是靠堅忍和堅持，但絕對不用暴力，不破壞公物，自願被捕，因為我們求的是以自身示範來改變制度。參與學運的應是香港讀書最多的一班人，正是這班尖子要負起社會責任，不惜犧牲，卻全無政治野心。今天又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