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政改、實現普選，對北京而言從來就是兩難之局。這個局面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推出九七收回主權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時就出現了。最初北京認為收回香港就是「換一面旗、一個港督」那麼簡單，「一國兩制」就是「保留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那麼簡單，沒有想到要有「政改」，要有民主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北京也清楚實施民主普選最大的問題在於對權力的失控，對香港的失控，香港可能會落入「西方政治代理人之手」，香港的民主普選會衝擊乃至顛覆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會「和平演變」中國。
不過，當年的情況，北京若不接納自己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政方針中必須逐步推行政改和民主普選，「和平談判解決香港回歸問題」就無法實現，香港就會立時大亂，國際投資者就會撤資，香港就不可能有平穩過渡，香港這隻會生金蛋的肥鵝很可能「暴斃」，而香港當年的經濟價值對中國有多重要，北京比誰都清楚。
於是，只好妥協，在和英國人的談判最後，在起草《基本法》中將「選舉」的概念和普選的「最終目標」寫了進去。然而，北京是不情願的，應對之道有兩條，一是普選要「循序漸進」，可盡量拖；二是要設立「篩選」機制，盡量控制「普選」。循序漸進足足拖了二十年，終於「應承」二○一七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本來北京估計「普選」時間表拖得愈久，「香港回歸後，明天會更好」，有利於安排有篩選、可控制的普選。不料，回歸愈久，香港的政經內外形勢和民意人心對北京實施「可控制」普選益加不利。今次政改，臨門一腳「普選特首」難度之大超出想像。北京陷入的兩難局面是無論政改通過與否，都會有潛在的或即時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