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月前的北京「兩會」中，有人發炮批評，一些高官陸續出書，旨在為自己樹碑立傳，但內容乏味，實在是浪費紙張。
這番話可謂說到實處。我手頭上便有一些所謂的「日記」，記的都是流水帳。例如，某月某日，天氣晴朗，主持會議，決定將某個決定提供表決，下列為《人民日報》報道摘要。這些流水帳相當無謂，肯定都是由秘書操刀，或者組織一個寫「日記」的寫作班子為他編輯而成的。
儘管這些文字不值一提，但也有些文集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前總理朱鎔基，他也編輯出版了多本文集，如《朱鎔基講話實錄》、《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等，我購有一套，但沒有讀完。不過，當我讀到其中一篇《在三次市委常委民主生活會上的發言》，這是他在擔任上海市長時的講話，就覺得這個人頗為坦白，並且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堪為高級幹部的楷模。
朱鎔基在發言中說：我覺得自己發揚民主不夠，與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多商量，多聽取他們的意見，鼓勵他們發表不同的意見不夠。他進一步說：一方面，自己希望多聽他們的意見，鼓勵他們發表不同的意見，但是人家一發表不同意見又往往去駁人家，這就使人家以後不大敢發表不同意見了。
在我們國家的高級幹部中，這種情況還少嗎？有的領導，是長期形成一個下級不敢多提意見的氛圍，上級怎麼說，下面只有唯唯諾諾照辦。有時候，下級明知行不通，明知與現實有距離，都不敢多提意見。在中國政壇裏，這種「一言堂」的現象相當普遍。
至少，朱鎔基還起碼讓人家講話，只是對下面的意見「往往去駁人家」，總的還是願意讓人家講話，而且不會記仇，不會因此而給下級「小鞋穿」（就是打擊報復）。
另外，朱鎔基又勇於自我批評，說自己「對下級有點粗暴，總是不很耐煩」，令下級幹部「特別是知道我脾氣不好，看見就有點害怕」，因而他感覺到，「如果讓我這個毛病發展下去，將來會脫離群眾，很多事情會辦不成、搞不下去」。
朱鎔基又說過：「你當面給人家下不了台，確實使人家以後不願給你提不同意見了。」這就堵塞了言路，不利於工作。由於朱鎔基比起其他官員較為勇於自我批評，所以下面的批評意見可多了。
但有人說，現在只有朱鎔基的話才頂用，這樣下去並不是好現象。而許多同志見到朱鎔基不敢講話，對同志的批評過多，就會不利於調動下面幹部的積極性。
朱鎔基這種對下級過分嚴厲、批評毫不留情的作風，連我們這些局外人都聽說過。然而，由於他對工作認真負責，大公無私，所以瑕不掩瑜，在擔任總理的時候口碑較佳，與一些庸碌而又有私心的人相比較，大家都認為朱鎔基是一位好總理。加上他退下來以後，並沒有弄權，也不結黨營私，十分撇脫。
朱鎔基主政上海的時候，曾經兩次會見今天的特首梁振英，徵求對土地批租和開發房地產市場的意見，並表示要派一些人到香港來培訓，證明他並不是一個夜郎自大、自以為是的人。
回想二○○一年，第九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朱鎔基曾經來香港人大代表團聽會，並即席發表講話。他對香港提出四句意味深長的話，那就是：「肯定成績，堅定信心，穩定第一，團結為重。」特別是末尾兩句，對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更具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