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回歸的過渡期開始，香港社會和政府的視野愈來愈保守和狹窄；或許政治主流愈來愈是在內地投資的港商與本地的地產界（金融也變成地產按揭的附屬）。他們的關注點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優惠，包括金融等對香港的優惠。即使港商在珠三角的競爭力，也主要靠低地價、減免稅收和低工資的政策優惠。香港社會、政府與企業便逐漸失去原來開拓國際市場打天下的意願和決心了。
就算港商在近十年開始在珠三角走下坡，香港承受着個人遊的政策優惠，還是使本地資本，包括新老地產投資者享受着超額的利潤，於是香港變得是一方面不停地要求中央政府提供政策優惠，另方面，地產金融利益主宰着政府和社會，得益者反對政府任何積極進取政策，堅持小政府，政府不作任何事情以維護現有既得利益的格局。與此同時，未能受益或甚至受損的利益，如中產階級和大學畢業生，便激化成為政治反對派，反對既有制度與回歸。
打破這個僵局只能重拾香港國際化的發展，內部國際多元化，不單只是內地化。政府要積極開拓與國外的多邊和雙邊自由貿易協議。大學設立獎助學金大量招收外國學生，而不是集中於內地。政府協助企業走出去，在海外設立港商港資基地，從而加強香港本地企業的國際聯繫，而不是只接海外訂單內地加工。當新加坡、南韓、台灣都在國際化，投資知識密集產業，香港不能落後。香港要與台灣有服貿協議，證交所與台灣連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