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是知識型經濟發展的泉源，假如沒有高質素的人才，知識型經濟根本沒法開展。在二十一世紀的環球競爭，說穿了就是人才的競爭，在這個環球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投資在高等教育既重要而且必須。
可是高等教育的一個大難題，就是其成本是昂貴的，香港政府資助一個大學生的金額，是每年二十多萬元，再加上學費和各界的捐助，一個大學生的單位成本幾近二十多三十萬元，四年大學教育下來，每個大學生的成本是一百多萬元。以這個高昂的成本辦高等教育，就會產生學額不足的問題，因為成本既然如此高昂，高等教育就不能普及化，高等教育必定要有一定程度的精英化，現時香港大學入學依靠公開考試作篩選，也是這個精英化的影響。
站在社會的角度看，多一些具高學歷的年輕人是好的，在總體學歷上升的同時，確保了社會的勞動力質素，也回應了前文所說的知識型經濟的要求。可是從個人的角度看，多讀書不代表將來的前途有保障，主因還是在學歷通脹的今天，一個大學學位已不代表甚麼。而隨着學歷的上升，經濟轉型卻趕不上，形成不少具高學歷的年輕人找不到心目中理想的工作，不少年輕人要往下流，即找一些工作並不需要相關的學歷。
這個情況在其他地方並不少見，在歐美高等教育普及的地方，具學位程度的年輕人從事較低的職位很是普遍，只是香港高等教育的擴展期不如歐美的具歷史，二來香港的高等教育的篩選性仍是不少，形成大學生很難放下身段，社會上偶爾看到大學生從事較低學歷工作時，普遍是以較負面的角度來報道，也加深了高學歷年輕人和勞動力錯配的情形。
要讓香港社會向前發展，高學歷是一個必要的條件，但要打破傳統社會對大學生等於是精英的概念，則要讓社會明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是必須的，而要做到高等教育普及化，便不可能以目前的模式來經營高等教育，因為目前仍具相當精英成分的大學教育，並不是大專教育普及化的擴充途徑。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最大制約，是投入的成本過高，正如上文所說，一個大學生的每年成本是接近三十萬元。這個高成本令高等教育不能普及化，但假如這個成本可以打折，則會有更多的年輕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對提升整個社會勞動力質素有着很大的幫助。
要降低高等教育成本說易行難，算術上當然可以行得通，可是目前各間政府資助院校是以同樣的標準辦學，大家一股腦兒往研究型大學方向跑，以提升大學排名為重任，這樣的一個體制注定了高等教育的高成本不可能下降，也注定高成本高等教育令精英型的高等教育不可能有重大改變。
其實政府也不是不知道這個情況，以前也有意見認為，香港的院校應該有所分工，有的專注往研究型發展，有的應向應用型方向發展。可是在大學管理層中一定不這樣想，因為往應用型或是教學型的定位，等於宣判了院校不可能在科研上有重大突破，也就是說在國際排名中永遠得不到機會。對於院校的領導來說，這樣的一個定位根本不可能接受，大學教育普及化只會是空中樓閣。
筆者的一個意見是，要讓大學教育普及化，就要借助私人辦學的力量，其他地方也是藉私人辦學來增加社會的總體人力質素。當然，在個人質素提升時，精英式的大學教育會變成過去式，人們不能也不應指望大學教育會帶來職場上的通行證，未來大學教育會像今天中學教育般普遍，社會上要有這樣的一個觀念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