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北京而言，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設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那是天大的恩典，偉大的創舉，同時需要極大的勇氣。當然更主要是受制於當年中英談判時「歷史與現實」的局限，是很有些「無奈」的。細究起來，鄧老爺子和中南海的心情其實相當複雜。
無論怎麼複雜，怎麼百感交集，對鄧老爺子這輩身經百戰、實事求是的政治家來說，抓住解決香港問題的主要矛盾是最重要的。這個主要矛盾就是解決了主權問題後需要英國人和香港人在過渡期怎麼「配合」才能保持政權平穩過渡交接，保持回歸後香港的經濟發展、安定繁榮。那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實在太需要香港了。香港一城的經濟產值已經佔了全國四分之一。這個「現實」使香港的地位在中南海袞袞諸公心中無與倫比。因此，必須拿出「最大的誠意」甚至要「委屈自己」呵護香港這隻生金蛋的鵝。對英國人的安排和香港人的訴求能答應的都答應。其中包括中共最反感、最具對敵鬥爭意識、最有可能「西化中國」、挑戰中央權威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
了解中共的人，就知道北京在這個「關乎國本問題」上的「讓步」有多大，要不是鄧小平這樣自信又鎮得住場面的權威領袖，中共應允香港「雙普選」是很難想像的。然而，鄧老爺子九七回歸前就病逝了。
如今香港回歸快十七年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具「大國崛起」之勢、經濟強國之勢也有十幾年了。中港形勢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香港的經濟產值劇降到只佔中國總量的百分之二、三。如果從「現實主義出發」，從現實主義看問題，當今北京領導人完全可能後悔當年對港人「雙普選」的遷就，從而再不想容忍有人「蹬鼻子上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