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雖然很早有「民為貴、社稷次之」的思想，但那是戰國分立、中央政權未確立之時，知識分子相對自由，也未被科舉納入體制之內，才可有這樣民主說法。當漢末游牧民族滅絕中原的高門大族，唐代便可以用科舉吸納地方士紳，把農民脫離地方豪族的控制，形成紳權與向帝國納稅的自由農民。
皇權、紳權與農民由此而鼎足三立，三者的關係主宰着中國政治的內在變化。在此之外，帝國政府從壟斷鹽鐵開始，對各種商貿、手工業，包括外貿加以官辦壟斷，以此鞏固帝國財政，也使食利者的商賈手工業為主的階級難以冒起；這樣的歷史發展並未在歐洲美洲出現過。
打破帝國皇權的途徑，一是游牧民族入侵，一是農民起義，而不是新興的資產階級的興起挑戰皇權，所以明清時期中國多了礦工、紡織工的暴動，卻沒巴黎的法國大革命。東林、復社爭奪不了中央政權，反而徽商、閩商、粵商先是勾結日本、沖繩縣的商人形成倭寇，再而是與鄭成功家族建立東南沿海和台灣的貿易王國，乃至其後勾結洋商和作海盜走私。
太平天國是農民起義，辛亥革命和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是城市革命。前者成功，後者失敗變質。最後還是共產黨的農民革命終結了整個歷史過程。而在其後完成了工業化、市場化，並正在大量地產生出中產階級來。馬克思並不懂亞洲歷史；把中國歷史套入歐洲框架內是政治胡鬧，也因此製造錯誤的政治決策。「中國特色」才是正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