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三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回應學民思潮提出五區總辭的訴求時說：「需要爭取更多和平理性、中間的聲音，我們要向兩邊一些激進立場說不，要將中間聲音能夠愈來愈擴大，方有機會能夠落實。」他又以玻璃器皿來形容政改，指政改易碎，要小心處理，不能被「激進的做法和聲音綑綁」，指「一個鹵莽的行動」都能壞事。
毓民自從○八年當選立法會議員後，隨即竭盡所能，兌現「顛覆議會文化，提高議事質素，加強監察政府」的選舉承諾，發動五區總辭以及拉布戰，把議會抗爭升級。到一○年，民主黨入中聯辦密室談判，通過偽政改方案，毓民又發動狙擊偽民主派行動。以上種種，一律被打上「激進」的標籤，毓民當年在立法會發動議會抗爭，泛民已立即劃清界線，偽政改方案通過後，「溫和理性」的民主黨更不止一次宣稱和激進派「不是同路人」，譚志源的呼籲與民主黨不謀而合！
在香港的政治論述，常用「激進」一詞，形容有別於主流的思想及人物。相對於「激進」，就是「溫和」及「理性」（當然，在香港的語境裏，與西方思想史中的「理性主義」毫無關係）。這種修辭方式，有強烈的價值判斷及暗示：好像凡是質疑主流價值的就是極端或好戰分子，相對主流的就是愛好和平。此舉一方面既可以為主流的面上貼金，另一邊又可醜化對手。
「激進」一詞，英文原為radical，其拉丁的文字根為radix，直譯為「根」，引申下去就有查根問底、回歸基本之意，故此台灣的社運人士會把radical一字譯為「基進」，當地主流媒體亦日漸接受這個譯名。
一二年離開中央政策組的劉兆佳教授，著有《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一書，當中有短短七頁的一章，探討特區政府的「認受性」，坦白承認「認受性」對任何政權來說都非常重要，特區政府十多年來飽受抨擊，是因為民主派指控特區政府不是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缺乏「認受性」，劉認為這種說法背後的理據是「主權在民」，暗示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把這主張扣上「港獨」帽子。
對此挑戰，劉兆佳不放在眼內，他認為老百姓只想在香港安居樂業，「認受性」的問題對他們來說不是甚麼問題，甚至是「偽命題」，只會在香港經濟狀況惡劣，民生凋敝或北京與港人關係緊張時，特區政府欠「認受性」的論據才較有殺傷力，最後他總結多數反對派（指泛民）已不敢公然反共，故此鞏固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也再非遙不可及。
劉兆佳似乎看穿了大部分香港人「溫和理性」，視「激進」為畏途的盲點，他與不少香港保守派一樣，以為把香港人餵飽了，便諸事大吉，卻看不通缺乏民意基礎的「行政主導」政府，過去十多年令香港民生困頓。
到了現任政府，連對港人的基本民生福祉也不聞不問，其所作所為，仿似是專門為北京主子以及來港陸客服務，香港淪為珠三角的「日用品搶購中心」，「老百姓只想在香港安居樂業」如此的卑微夢想，也逐漸落空。
劉兆佳之流的「維穩」體系已經出現裂痕，再這樣下去，「激進」恐怕會成為香港反對派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