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司空圖寫過《河湟有感》:「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 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晚唐河湟地區被吐蕃所佔,失土之民不僅沒有奮起反抗,反而紛紛用胡語辱罵自己同胞,令詩人悲嘆不已。如今時移世易,時代和環境不同了,香港已不再被異族佔領,但辱罵同胞這一點和一千多年前並沒有甚麼分別。
反對內地個人遊的激進團體日前在尖沙咀發起所謂「驅蝗行動」,將內地旅客視為「蝗蟲」,而且用當年日本侵略者侮辱中國人的「支那人」來稱呼同胞,言行粗鄙,令人側目。對於這種嚴重破壞香港形象、損害經濟利益、製造兩地矛盾的行為,港府高官固然高調譴責,揚言將依法處置,而內地官方傳媒更是連續兩天發表措詞強硬的文章猛烈抨擊,直斥這是「近乎法西斯主義」,暴露了香港「很第三世界」的一面。
事實上,香港枉稱「好客之都」,惟部分人的言行確實「很第三世界」。在泛政治化之下,近年來這種激進場面已屢見不鮮,尤其是隨着訪港內地旅客不斷增加,兩地居民的矛盾和衝突幾乎無日無之。最值得人們深思的是,一向多元、開放、包容、理性、互相尊重的香港社會,為何變得如此野蠻、不可理喻以至歇斯底里?
眾所周知,內地旅客對香港經濟帶來巨大貢獻,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當年經過沙士打擊,香港氣息奄奄,若不是靠內地開放個人遊等挺港措施打救,香港能否維持目前的局面,實在令人懷疑。當然,有利必有弊,香港地方狹小,旅遊配套設施不足,承受力有限,大量內地旅客湧港消費造成物價上漲、交通擁擠、秩序混亂等問題,加上水貨活動猖獗,北區居民首當其衝,因此引起不少爭議,引發中港矛盾,這也是事實。但不管怎麼樣,個人遊對香港始終是利大於弊,絕對不能將各種亂象都歸咎於旅客,更不能將怨氣和不滿都發洩到他們身上。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地文化差異,生活習慣不同,港人看不慣部分內地旅客行為不文明,可以提出批評,可以要求改善,但以粗言穢語及不文手勢侮辱旅客,這又怎稱得上文明呢?再說,香港回歸十七年了,有人動不動就揮舞龍獅旗為港英招魂,到底有何居心?
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有言論及集會自由,這是值得珍惜的權利,惟言論及集會自由不等於可以漠視法紀,更不等於可以粗言穢語侮辱他人。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這種粗鄙的言行只會破壞香港形象,令人引以為恥。試想想,示威者以當年日本侵略者侮辱中國人的口脗稱內地旅客為「支那人」,這不是「近乎法西斯主義」又是甚麼?如果說內地人是「支那人」,那麼體內同樣流着中國人血液的香港人又是甚麼?
不管示威者承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種煽動種族歧視、挑撥族群矛盾的行為,在全世界都是不能容忍的。有人開口民主,閉口自由,但他們的所作所為與民主自由根本是背道而馳。君不見反中亂港傳媒長期發表歧視內地人及內地新移民的言論,有的學者鼓吹「本土主義」,有的政客要求徵收「陸路入境稅」,無論他們如何以「維護香港利益」、「香港人優先」為包裝,都掩蓋不了針對特別族群、離間兩地居民及搞「港獨」的真正目的。正如有人指出,這不是維護香港利益,而是「倒米」、「禍港」。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些鬧事者並非一般市民,而是與激進組織及反中亂港傳媒有密切關係,即使部分示威者自稱不滿水貨活動而「挺身而出」,結果也是「身不由己」地成為別有用心者的政治工具。
樹欲靜而風不止,香港經濟和民生問題一大堆,房屋、扶貧、安老、醫療、教育等等,可謂百廢待興,在在需要港府凝聚社會力量去解決,奈何激進示威者利用政治問題橫生枝節,興風作浪,攪得周天寒徹,永無寧日,經濟和民生根本沒有人理會,香港日益沉淪,豈是無因。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香港排斥內地旅客,究竟誰會得益呢?中國已是世界第一大旅遊市場,中國旅客成為全球各地爭相招攬的對象,香港不歡迎「蝗蟲」,自有其他地方歡迎「蝗蟲」,香港人嫌錢腥,自有其他地方想做中國旅客的生意。不難想像,一旦內地旅客望而卻步,香港勢必百業蕭條,失業率狂飆,到頭來受害的還不是基層市民?事實上,從有人居心叵測提出陸路入境稅,到高調「驅蝗」,再到蓄勢待發的「佔領中環」,政治爭拗不絕於耳,極端政客及不良傳媒唯恐天下不亂,搞垮香港恐怕正是他們的目的。
然而,今時不同往日,如果有人以為通過這種激進行動就可以達到政治目的,恐怕是太傻太天真。過去中央政府瞻前顧後,對港政策一味和稀泥,導致反對派坐大,激進勢力抬頭;第五代上台後改弦更張,對內全力反腐,對外態度強硬,連美國和日本都敢硬頂硬碰,怎麼可能對香港區區反對派讓步?從某種意義上說,鬧事者高舉港英旗侮辱內地旅客,等於挑戰中央政府權威,挑戰「一國兩制」底線,必然招致強烈反擊,最終只能一拍兩散,吃虧的還是香港。
魯迅說,「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兇獸相,而對於兇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兇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激進示威者對着同胞顯兇獸相,恰恰反映他們內心是卑怯的,是一定要完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