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確保篩選機制過關，先由一些中級共幹發表「講話」，特區「奴才的奴才」司局長們竟把這些毫無法理依據的「意見」寫進政改方案諮詢文件，當作金科玉律的「原則」。但近來京官所提的「機構提名」根本沒有寫在《基本法》內的事實被踢爆，特區官員無法自圓其說，北京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祭出「護法」的所謂權威，試圖為保留政治體系現狀「曉以大義」，反而暴露其讀不通香港歷史及不願面對香港當下政治經濟社會現實的無知！
日前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出席香港一個政改研討會時，模仿一些港人說話中英夾雜的口脗稱，提委會提名和功能界別制度，目的是維持港英時代已有的精英政治及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政商界精英在香港七百萬人中只佔百分之五至十，是「minorities（少數）」，提名委員會主要是讓工商界、即最帶有資本主義特徵的少數，在提名時候發揮作用，在現有（特首小圈子選舉）制度下，政商界精英可於選委會選出特首，「是everything（可得到一切）」，惟日後的普選則減少了政商界精英的重要性，「由everything變成something（只可得到一點東西）」。王質疑若將來特首直選沒有提名委員會，精英在七百萬人一人一票的普選中，更會變成「nothing（失去一切）」，香港將走向民粹，變成福利社會。
最近青年學者徐承恩所著《城邦舊事》一書出版，簡介十二部關於香港社會及歷史的經典學術著作，下筆深入淺出，立論基礎植根本土史觀，切中時弊。書中介紹香港大學訪問學人施易安教授（Prof. Ian Scott），關於英治時期四次政權認受性危機的著作，正好對王振民的謬論作有力回答。
表面上，香港英治時代由始至終都是精英統治，並抵制自上而下的還政於民，如重光後港督楊慕琦的政改；或打壓自下而上的民主訴求，如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起草《基本法》至今的所作所為，但本地精英與殖民政府並非一直合作無間，就權力及利益分配時有衝突。
施教授指出，自開埠到英國撤走前夕，殖民政府共經歷四次管治危機，最終在早期以殖民政府讓步，以行政吸納下放權力給精英，或後期以開放代議政制告終。徐承恩再以特區成立至今的管治危機作補充，認為若以施教授的思路推論，以下放權力化解危機，下一個政改方案實現普選是必然選擇。
毓民在此要補充，自起草《基本法》始，中共已試圖複製英式精英政治，着手統戰本地華資，結果建立了一個「土共加土豪」的「不神聖同盟」。早期為了打壓民主訴求，同盟尚能一致對外，惟董建華上台後推行建屋「八萬五」，觸動地產商的根本利益，令他們初見裂痕。之後董落曾上，完全向財閥屈服，卻激化階級矛盾，梁振英乘時而起，二○一二年的特首小圈子選舉演變成土共對土豪的惡鬥。梁上台後仍以鬥爭思維治港，同盟早已名存實亡，王振民竟仍乞靈於「精英政治」，真不知今夕何夕！
至於所謂民粹及福利社會的憂慮則更加可笑。梁振英剛在施政報告大派福利，招致中產不快，一些福利舉措更無居港年限，加深族群矛盾，可見小圈子選舉也有同樣效果，且無三權分立制衡，或政黨輪替修改政策。王振民不是無知，就是有心欺瞞香港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