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十六年以來，因為中港之間不信任增加，矛盾增加，北京不但少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少講了。北京不能不講的是「一國兩制」，否則香港就不要設特別行政區了，不要搞甚麼《基本法》了。然而，就是講「一國兩制」也是愈來愈偏重「一國」，偏重「一國」的權威、中央的權威。
當年北京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個完整的大政方針，有內在的支撐。講「一國兩制」最大的作用，是彰顯國家主權，把香港從英國人手裏收回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而「一國」之下行「兩制」，是「尊重和維護」香港的現狀，讓香港九七後繼續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和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區隔開來，「河水井水互不相犯」。
要做到這些，就必須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若是京官治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必被摧毀，香港更談不上甚麼「自治」。對此，鄧小平主政的中央是非常清楚的，一部香港《基本法》的制訂體現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完整性」和憲政精神，這樣的完整性和憲政精神滲透在《基本法》每一條文和規定中。
弔詭的是，這種「完整性」由其組合的內在矛盾構成，沒有「矛盾」就沒有完整存在，沒有「完整」也沒有矛盾存在，它們倆互相依存，又在矛盾中互動，箇中有此消彼長，有形勢的演化，有「心態」的轉變。一個曾經公認「完整」的東西出現割裂，北京和港人各執一詞，誰都害怕自己被對方忽略、壓倒，港人把「一國」疑成中央侵蝕「兩制」，北京把「兩制」疑成港人削弱「一國」。這樣的猜疑和矛盾集中在政改和普選問題上，港人治港要篩選和反篩選；「高度自治」更是標準不同，港疑內地化，京疑搞港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