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討論會上，一位年輕人說香港現時政治狀況不佳，主要是很多事情不能控制，這便是違反民主自由。另一次我亦聽一位管理系的教授抱怨，說香港人不開心，因為政制不可以自主決定。這些想法相信香港不少人都有，此所以在當前政治有着太多的不滿；問題是：民主自由是否不應有框架、有限制呢？
那位管理系的教授是華人，但國籍外國，他對香港政制自主改革的要求是違反了《基本法》。當然《基本法》可改，卻也不是香港人可單方面改；關鍵是香港獲享的是高度自治，屬治權方面，不涉主權，主權操諸中央政府之手。我們只能爭取，法理上港人不能行使主權。
民主自由從來有框框，框框是法律；法律當然也可改變，社會秩序卻是依法而成。公民抗命可以作為抗議手法，推動法律改善，與時適應。可是抗命還有限制，不可能任何法、任何事都抗命；香港的發展還需社會秩序的穩定性。有關香港政制改革，已經不是特首普選方法，其中涉及了香港不少人對民主、自治等原則的不同看法。
本來香港自七十年代以來大學教育普及，也有廣泛的公民教育，卻不知為甚麼回歸後，近年政治思想愈來愈混淆、倒退，連我們一些社會學、政治學的教授本來都應該了解民主、自由，是近二三百年的思想與實踐發展的，他們卻突然失憶，變成民粹主義的街頭鬥士。是他們個人的問題，抑或是香港社會的問題？ 九十年代有關《基本法》的爭議、討論，過去了便沒有人再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