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徵費，台灣易香港難。香港高樓大廈多，一層樓十個八個單位，一幢樓二、三十層，隨時二、三百戶人；樓高住戶多，每層又都有垃圾房，有心亂棄垃圾，要監管便得耗費龐大行政成本，很難像台灣一聲令下，立竿見影。
於是政府其中一項建議，按大樓總垃圾量徵費，再由各住戶攤分。此法容易計數容易實行，問題卻是只顧徵費，失卻減廢原意。既是攤分，垃圾丟最少者跟丟最多者付費一樣，先便有違用者自付原則；再說市民無論如何努力，減了廢卻得不到減費，根本沒誘因做得更好。最後更因為付了錢，不單自覺已盡責，甚且更無罪惡感，心態上老認為別人丟的更多，自家不丟白不丟，莫說幫忙減廢，分分鐘垃圾多過從前，變成純粹的垃圾徵費，不是源頭減廢。
用者自付，要能反映用得少付費少，始終要購買指定垃圾袋。雖說監管困難，定會有人不用付費垃圾袋，偷偷摸摸丟垃圾，可心態上自知違法，有違公德，就算偷丟亂棄也是愈少愈好，免得讓鄰居笑話。處理垃圾，政府先要相信市民，不要加設太多擾民措施監察；措施要公道，與其叫人攤分，不如相信大多市民都愛守法，用指定垃圾袋丟垃圾，但需要時間適應；就像現在大多數狗主遛狗，一樣會自行處理好狗隻的便溺。
垃圾徵費的確要有很大的官民互信，就算像台灣幾乎每個街角都有攝像鏡頭，可除非大量又屢勸不改，否則絕少利用鏡頭來取締亂棄垃圾人士，措施能行之有效，大半靠國民素質與市民自律，此所以台灣人說起垃圾處理會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