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雖然出生於香港，在香港和英倫受教育，但他的青少年時代正值「左傾」思潮在全世界大氾濫，中國有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歐美許多國家有左派激進政黨和組織一天到晚發動反建制政治運動，要「消滅萬惡的資本主義」，彈丸之地的香港也興起了反殖民統治的「革命浪潮」，背後有共產黨的影響、策劃，甚至有「共產國際托派組織」的呼風喚雨，一九六七年香港還發生了跟隨內地文革的「反英抗暴運動」。所有這些大環境、小環境、大氣候、小氣候，都使得「出身寒微」的「苦孩子」、「熱血青年」梁振英很容易受到「共黨宣傳」的影響，很容易認同革命左派，很容易「世界觀染紅」。
這種「染紅」教育、社會影響，超過他在香港和英倫的上學讀書。因此，梁振英的政治底子、思維方式又紅又左，心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仰慕共產黨打江山、坐江山的整套革命行為、思想理論、意識形態是很自然的，他被北京吸納、培養也是順理成章的。就算當年沒有「九七問題」、沒有中英談判收回香港，梁振英也會是北京在香港悉力培養的左派「青年才俊」，準備和港英政府作長期的鬥爭。
毛皇帝有一句最能歸結左派思想和風格的名言：「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毛皇帝推行多年的極左路線核心就是鬥爭哲學。梁振英的左派底子和思想烙印，使他骨子裏充滿「鬥爭哲學」、「鬥爭精神」，喜歡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用「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的劃分來看待香港社會，看待反對和批評他的人和組織，試圖用鬥爭手段「解決矛盾」和各種問題。
因此，梁振英是樂意見到香港社會分化撕裂，樂意見到群眾鬥群眾的，他給自己帶來快感，卻給香港各個階層帶來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