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審判薄熙來相對透明，至少通過媒體我們可以看到薄熙來推翻原來在中紀委的認罪，並與公訴人辯論。這與以往許多大案（包括之前的王立軍案和谷開來案）的審判都不同，並不是一切既成，被告認罪便判刑。
薄案的特殊，一方面，應是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決定；另方面，薄熙來在中國黨政位高權重，且代表一個政治方向，他出事、被捕爭議頗大。這兩個方面相信也互為影響。中央領導層要建立威望，爭取黨內外的信服。至於是否代表了中國司法的新發展，或許難以確定。鑑於薄案的特殊性，審案方法與之前不同，但之後會否形成先例，司法審判循此例而改變？
以中國的國情，可能中央政府是最開明，中央以下的地方官僚主義和貪腐嚴重。即使中央政府在大案方面確立薄案的先例，在地方層次上，缺乏中央政府的直接監督與推動，以地方司法人才的質素，我們很難期望他們倣效而不出亂子，他們也會怕出麻煩而不敢跟從。
中國政治的問題從來出在吏治。皇帝好，還可以出康乾盛世，但吏治難清，最後還是從內部把盛世弄垮。中共以民族主義救國，從革命成功前至五十年代，可借意識形態制約官吏。昇平之後，吏治便急速敗壞，四清運動、文革都解決不了，且弄巧成拙。改革開放以來的盛世，吏治比乾隆時期更爛，習近平等以薄案開刀能否有所作為，只能寄以期望，但難樂觀。
無論如何，薄案歸結怎樣，對中國的政治與司法總會帶來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