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首先是一個權力架構，「一國」在上，「兩制」在下；中央領導在上，「港人治港」在下；單一制國家政體在上，授權地方政府「自治」有多高低在下，給你多少權力你才有多少權力。對於這樣的權力架構，對於中央主動、香港被動，港人是一早知道的，知道這是九七年之後香港的歸宿和現實。
那時，中央雖然「高高在上」，知道自己九七後對香港權力無邊，但為了穩住港人之心和國際投資者，令香港平穩過渡，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繼續對中國現代化作貢獻，北京在論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姿態放得很低，對港人和風細雨，不特別強調「一國」的權力怎樣，中央的權威怎樣，而是盡量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面大派定心丸，作出種種承諾，讓港人覺得九七後香港「一制」還能運作如常，港人真的能夠「治港」，「自治」程度的確很高。
根據《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九七後的香港要解決「雙普選」，這是中港關係中最敏感、影響最大的權力「分配」問題。中央和地方、朝廷和港人都害怕自己吃虧：中央害怕「一國」受損害；港人則害怕「兩制」和「自治」被侵蝕，甚至名存實亡，大家互不信任，猜疑甚深。
比較之下，朝廷的力量當然大得多，香港當然也還有價值。北京本來可以做得大度一些，然而，北京總覺得在港人爭取權益的背後有「國際反華勢力」撐腰、插手，故不能不「斤斤計較」、「寸權必爭」，否則香港就會失控、生亂，「被外國拿去」。回歸前，北京是千方百計讓外國投資者放心，現在是千方百計防範「外部勢力」干預；過去，北京對外國投資者賠笑臉，也對香港人賠小心，現在把「外部勢力」視為破壞者，對香港人也就極不放心，一切都反轉過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