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蘇守忠等的天星碼頭示威抗議加價，開啟了香港本土化民間社會抗爭殖民地體制活動。
其後吳仲賢的珠海事件，中文法定語文運動和六十年代下半期（包括六七風暴時期在內） 的文社熱潮，都反映出經歷了五六十年代的難民潮，香港社會的本土因素開始促使不少人反思殖民地制度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且借從內地（包括經台灣） 轉移來的文化思想（從五四到台灣的雷震、殷海光），在更大範疇內進行反思。
一九七○年前後，港大學生刊物《學苑》兩篇文章：「香港大學為中國而立」（作者宋恩榮）、「帝國大學」（作者馮可強），顯示出這個反思的深度。
在這個時期 《中大學生報》洪長泰長篇論述中國知識分子近代的思潮，亦超脫了新亞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的框架。我當時也是香港第一個在學生報上評述費孝通四十年代的名著《鄉土中國》。
此後無論是在大學裏反殖的社會派與「認中關社」的國粹派，都是由此衍生出來成為學運社運的主流。反而岑建勳、吳仲賢從第四國際來的香港托派，或莫昭如的無政府主義，均在主流以外，但亦並不完全與主流互相排斥。排斥始自《盤古》出了批托專輯。四人幫下台是香港學運沉寂的主因，因理想破滅，國粹派崩潰，反四人幫的社會派也無以為繼。
不過，八十年代初期的中英談判卻重新集結各方於民主回歸的旗幟下，但六四事件帶來更大的分裂，至今未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