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我在六四時的活動，有一項是爭議很久的，或許憑我記憶可借此機會表明。
六四學運期間我經常參與媒體的討論，其中相信是在電台節目中有聽眾來電呼籲擠提中國銀行。我當時的反應是贊成，但卻是把存款從中國銀行轉移到滙豐銀行。我的考慮是希望對中央政府施加壓力，以冀學生等與中央政府的談判有好的結果。中國的外匯儲備是以中國銀行的外匯結存為主，減少中銀的存款亦是減少中國政府控制的外匯儲備，壓力會是十分巨大。可我同時說若與中央政府的談判有好的結果，調走的存款應從滙豐銀行再轉回中銀，隨後幾天我亦在報章撰文詳細解釋這個建議的作用和對香港經濟不會產生消極影響。
當時我對北京學運的理解還是十分單純，並不知道王軍濤在學運的介入。幾年後，據說黃毓民亦曾公開表態替我澄清，只是司徒華不停地以此來批評我。或許是因在六四學運時支聯會初始時期我跟他有頗多的爭拗，也或許在六四後一兩年，我曾公開在報上刊文呼籲解散支聯會。
關於後者，我的論點是六四民運學運已過去，香港支聯會支援誰呢？連學運民運外逃人士都已各有生涯活動，不少脫離海外民運，支聯會是支持內地六四民運抑或是如台灣、美國那樣支持海外民運？
在香港支持內地發展還有許多工作，也不一定要用支聯會的名義。其後在電台的一些節目我也說過，要避免六四悲劇重演，我們在香港還可為國家民族做很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