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貫徹落實必會遇到干擾、阻力、風雨不斷是早有思想準備的。
當年總的預想是來自兩大方面：一是自己受左的影響或曰「左毒未清」，干預香港事務，用社會主義看待香港的資本主義；二是香港內部的反回歸勢力和試圖「西化中國」的外部勢力相勾結，把香港弄成「反共基地」、「前哨陣地」，導致香港生亂，和中央對抗。對上述兩大方面，北京採取的方針一是嚴加管束自己，不得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二是堅持九七後香港駐軍，宣示主權，震懾和防範生亂。
對於一國兩制，大多數港人最初是不信的。認為這是一個「水火難容」的制度設計，認為中共過往的紀錄是不守承諾，認為中共的本性不可能不干預香港，不可能不改造香港，只是面對冷酷的現實，港人沒有辦法不接受一國兩制，一方面積極爭取普選，盡可能做到「民主拒共」，一方面「疑中留情」，姑且觀察一下中共的信誓旦旦。
回歸後，朝廷嚴格的自我約束大概只有三年，首三年後，港人就逐漸感到北京處處「教老董做嘢」。
○三年後推出二十三條立法，香港人更感到朝廷的干預之手而且是最可怕的政治干預之手已經伸進了香港。於是五十萬人上街。為了平撫民情，提振經濟，北京調整做法，向香港送「經貿大禮」，宣揚兩地經濟融合，「規劃香港經濟未來」，同時強調一國權威，有意無意的希望看到港人作出「臣服」之表示，認同北大人的頤指氣使。
這是許多香港人真實而強烈的感受，朝廷也知道一些。但認為這是香港人有問題，不愛國，受了西方價值觀、外部勢力的蠱惑。朝廷似乎已經忘了當年設計一國兩制的精神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