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在歐洲流行的存在主義，六七十年代在香港亦在小眾範圍內受到歡迎；主要推動者是胡菊人，我是在中學時期開始閱讀有關著作，中六時也在創建學院聽胡菊人講解，自此以後，香港知識界似乎遺忘了存在主義，對沙特的興趣更在於他的政治活動。
今年是卡謬誕生一百周年。卡謬與沙特齊名，兩人同獲諾貝爾文學獎，亦是老朋友，但理念有所差別，特別是在卡謬出版論文《反叛者》之後，兩人一度交惡。
相對於尼采的「我思故我在」，卡謬提出「我反叛因此我們在」。與尼采的無神論與個人主義不同，卡謬的反叛雖然同樣針對「上帝已死」的存在性荒謬，他的反叛不是個人的反叛，而是通過個人的反叛反映着眾人的反叛，個人與眾人的共同命運。
反叛對卡謬而言是人生的存在價值，但反叛是針對現世，反叛也是為了現世。沒有現世的人生，反叛便沒有意義。即使現世是荒謬、非理性（不是個人的理性選擇結果），卻只能接受，在現世中尋求人性的體現，消減人為或假神之名的不公義。正因為卡謬的反叛是現世的，他反對任何為了來世而犧牲現世，反對以理念或意識形態殺人，他更反對宗教和任何政治的極端主義，從資本主義到法西斯主義到共產主義。反叛有一定的限度， 限度便是保存現世的荒謬，在荒謬不斷地反叛。所以他反對革命，追求中庸，反暴力和反激進。他的反叛是形而上學，非革命。人生不完美，沒法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