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我們這一代人在香港走過的路是甚麼呢？
我們不一定是隨着人潮從上海、南京乃至內地其他大城市跑到香港的一群，不少是在香港出生，自小在香港長大，住過山邊木屋、徙置區，「七十二家房客」式的板間房。我一位大學同學說他長得矮，原因是幾歲大便要挑水上山把個子壓矮。我們或許沒有參加香港工業化的工廠大軍；暑期兼職難免，穿膠花更是普遍的經驗。
五六年右派在九龍暴動，我在麗的呼聲的廣播中聽到；六六年天星的示威為了抗議加價斗零，從此我拒絕在天星小輪乘坐頭等；六七年左派暴動，親身看到警察與示威人群在花園道口衝突，也跟隨示威人群在警察追打時四散奔走。當年我家住石塘咀，遍地「菠蘿」的時日倒沒有對生活有多大影響，不像北角左派的大本營受警察突襲。
我們一代在基層長大，日常接觸左派群眾，對他們好感多於惡感。日常多受港英欺凌，警察的貪污、政府部門服務無錢不行，洋人的傲慢和民族歧視，生活困苦逼人，對殖民地政府從來沒有好感。
六七年暴動之後，政府高調鎮壓，但政策改變，把大學開放給窮家子弟。我們不少都是因此得以憑異常的努力進入大學。但港大的圖書館、讀書討論問題的環境，卻在大學內外推動民族與本土意識的發展。馮可強、宋恩榮的港大為中國而立的文章，校政改革，校外文社活動，由此而孕育了保釣運動、中文運動、反貪污運動等，我們大多數都曾熱情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