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殖民地時代法律師承自英國。而英國的《官方保密法》制訂於一九一一年，至八九年經歷了三次修訂。法律的原意是防止洩露國家機密以及任何間諜活動。最後一次修訂，縮小了「國家機密」的定義：一，國家安全、情報和國防的訊息；二，外交和從外國或國際機構取得的保密訊息；三，披露後可能引起犯罪或干擾調查的訊息。《官方保密法》適用於政府工作人員包括軍人、政府供貨商和合同商。違反《官方保密法》可以判處監禁三個月至兩年、罰款或者兩者並罰。
香港在九七後，不能沿用舊有的《官方保密法》，經中英聯絡小組商議後，將《官方保密法》的絕大部分內容吸收，並寫成為提交給立法局的《官方機密條例草案》，定義與八九年英國的修訂大致相同，於九七年六月四日在立法局通過。
另外，英國在二○○○年通過《資訊自由法》，五年後生效。當中包括：一是涉及情報安全機構的資訊；二是涉及公眾利益的資訊；三是涉及個人的資訊。根據該法案，任何人都可要求索取資訊。如不獲批准，可請求該部門覆審。如覆審駁回，可向獨立的資訊專員申訴。如資訊專員同樣駁回，可向訊息裁判所申訴。如裁判所亦駁回，可向高等法院上訴。
有關法例乃源於美國，早於一九六七年立法。根據該法，聯邦政府的紀錄與檔案向所有人開放，但有九類政府資訊例外；公民可向任何一級政府機構提出查閱、索取複印件的申請；政府機構則有義務告知公眾索取資訊的手續，並提供訊息分類索引；若公民在要求查詢資訊受拒，可提出起訴，並應得到法院的優先處理；這項法律還規定了行政、司法部門處理有關申請和訴訟的時效。
在香港，因為政治氣候及立法會制度局限，訂立《資訊自由法》遙遙無期。但這還不止，香港為着同樣的理由，訂立《檔案法》也是沒有着落。
一九六七年，英國《公共紀錄法令》將檔案封存期由五十年減至三十年。到了一九七二年，殖民政府成立政府檔案局，闢出政府總部的一隅以擺放舊檔案。不過，過渡期間並無把訂立《檔案法》擺上議事日程。香港歷史檔案館前館長朱福強，近年為爭取訂立《檔案法》而四處奔走，亦道出了不少他當年任職館長的血淚史：政府部門任意銷毀大量檔案，已成習慣。而檔案館人手不足，對各政府部門要求銷毀的文件，根本沒有時間鑑定其歷史價值，只有少數可以保留。而愈是新近的文件，政府更加樂意銷毀，去年梁振英就任特首後，半年內銷毀的檔案疊起來竟高達二萬三千米！
政府的內部文件是重要歷史文獻，必須保存。政府有告知的義務，人民有知道的權利，這是天經地義的。九七前的殖民政府檔案，仍可到英國查閱。但特區近十六年來的施政混亂，到底誰要負上最大責任呢？將來也許會是調查無門，成為歷史疑案。
而今年一月時，政府試圖收緊《公司條例》查冊，開歷史倒車，在新聞界以及商界強烈抗議下才收回。那麼如何確保政府克盡「告知的義務」呢？政府既非民選產生，法制亦殘缺不全，不論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都不利人民對「第四權」的行使。香港資訊新聞自由的淪喪，與政制法制的缺弊，其實是互為表裏及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