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喬曉陽談話稿的第十三段，有一些非常形象化，也很有趣味性的文字，就是說反對派帶市民遊西方花園，說這朵花好，那朵花好，不種這些花，就是不民主，西方花園種甚麼花，是它們憲法所規定的，香港花園能種甚麼花，是《基本法》規定的。這個比喻頗為生動，但如果不明白香港《基本法》起草的過程，或者沒有把港英時的政制和回歸後的政制對比一下，就可能產生誤會，甚至把香港花園和西式花園完全對立起來。
首先要強調一個重點，就是現時香港的政制，完全沒有內地政制的元素。在「一國兩制」下，中國各個政治制度的特色，例如人大政協等，完全不適用於香港。香港現時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以九七年回歸前的制度為基礎，並滲入了大量西方政治制度的元素，總統制的有，內閣制的也有，例如法院某些法官的任命就要得到立法會的同意；立法會可以彈劾特首，特首又可以解散立法會。這些元素都不是香港的本來制度，也不是抄自內地的制度，而是抄自英美的制度。
九七年前，香港的共識是維持不變和要有延續性，所以政治制度的架構可以不變就不變。然而，九七年後，選舉成分大量增加，要反映這個新的因素，又要把由選舉帶來的政治後果反映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所以《基本法》便吸納了相關的經驗。因此，不要誤以為《基本法》是排斥外國的民主選舉經驗，相反，是能吸收的都已經吸收。
《基本法》已經是方方面面妥協歸納的結果，一些無法適合特別行政區政治土壤的外國花朵才不被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