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神秘人A先生要求禁止律政司向被告披露「未用於檢控的資料」（unused material），大律師陸偉雄形容情況較罕見，至於法官會否批准，則視乎申請人提出的理據是否充足、是否太敏感，甚至會危及生命，一旦法庭批准，控方除不能披露有關資料，A先生的身份亦不能公開；但對辯方而言，便有可能削弱其抗辯理據。
陸偉雄指出，所謂「未用於檢控的資料」，可以是執法人員向受查人士錄取的口供及所取得的文件，控方不會提交法庭作檢控之用，但辯方仍有權索取，若控方認為許可，會將資料上名字隱藏，或只能讓辯方抄寫，不能影印帶走；反而，控方有時會向法庭申請反對辯方索取有關資料，例如在涉及臥底行動案中，有關資料便可能令臥底身份曝光。
控方應否向辯方提供調查所得的「未用於檢控的資料」，非首次引起爭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於○五年年報中披露一宗投訴個案，兩名投訴人不滿執法部門在一宗依靠他人賣淫維生案中，向被告提供被列為「未用於檢控的資料」，包括投訴人的親密照及其中一人的私處照，投訴人認為會令他們尷尬，亦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私隱專員認為，根據普通法，控方有責任向被告披露「未用於檢控的資料」，加上無證據顯示相片已向無關人士披露，故沒展開調查。
投訴人其後向行政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參考終審法院對「李明治案」的判例，指出公平審訊包括讓辯方對控方案情有足夠知悉的權利，而一些本身不獲法庭接納為證據的資料，通過連串調查，也可能導致找出一些法庭接受的證據，對辯方有幫助；委員會鑑於控罪性質及考慮到有關相片並無向與控罪無關人士披露，最終駁回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