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京高官和香港人為未來的政改諮詢、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選」爭拗之際，八十七歲的戴卓爾夫人病逝。冥冥中似有主宰，目前香港之所以有這個爭拗，三十年前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任英相戴卓爾夫人在談判中既敗了在北京手下，又為香港「爭取了一個民主前景」，正是「始作俑者」。
當年英方在談判最後期限到來關頭，爭取到把「選舉」寫進未來香港特首、立法機構的產生方面，深遠的影響了香港的歷史。至此，「選舉」的概念和承諾寫進了《中英聯合聲明》的相關文件中；有了這份「國際文件」，香港《基本法》才會有實現「雙普選」的第四十五條；有了「四十五條」，香港的政制才會發展，才會有在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問題上的不斷爭拗及推進。如此，歲月在一晃之間走到了今天，一晃之間送走了戴卓爾夫人。
其實，北京最初的想法很簡單，九七收回香港，換一面旗幟，換一個港督──過去由英倫委任，九七後由北京委任。談下去，發現英倫已有「還政於民」的方案，而且香港社會恐懼共產黨，多數人傾向「民主拒共」。因此，九七後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機構應由選舉產生，這是英國人的談判底線，也關乎英國人能否「光榮撤退」。北京當然對此作了評估，有三點理由，最後接受了「選舉」：
一是有了選舉承諾，才能展現出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誠意，在政治高地上站住腳；
二是有了選舉承諾，才能更好的爭取港人支持九七回歸，保持香港平穩過渡，政權順利交接；
三是有了選舉承諾，才能在輿論宣傳上壓過英國人，才能大大聲說英國人統治百多年從來沒有民主，是我天朝收回香港才有了民主，國際社會自會對北京看高一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