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長篇小說《蛙》德文翻譯本出版，罕有地接受一家德國傳媒訪問。
《蛙》是描述莫言一名任職婦科醫生的姑姑，雖受盡自己良知譴責，仍執行共產黨「一孩政策」的故事，對包括強迫婦女墮胎的粗暴手段大肆鞭撻。被問及此書與他以往批評共產黨的作品有何不同，莫言答：「我捫心自問，自己曾否做過傷害他人之事。」但寫作或閱讀中國經歷的苦難，大部分作者和讀者總以受害者自居，但莫言捫心自問的答案卻是：「我有罪。」
莫言坦言，他十一歲當紅衞兵，與同學一起批鬥自己的老師。無可否認，在此事上他做了傷害他人的事，屬於製造災難的一方。莫言又透露，作為幹部，為了前途，說服妻子墮胎，遵守黨的「一孩政策」，因此，《蛙》鞭撻的不僅是共產黨強迫婦女墮胎，亦是對曾參與或協助政策落實者，包括他自己的批判。
記者問：「共產黨在你的作品中被批評得一無是處，為何不與其劃清界線？」莫言回答：「這是近代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有些中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錯，但這些中國人同時認為共產黨已糾正了錯誤。」老實說，這可能也是不少近代香港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認知共產黨的錯，其錯甚至屬彌天大罪；卻又因其已糾正、彌補錯誤而予以原諒，或以共產黨存在屬難以改變的現實而予以接受。
形成這種精神面貌另一原因可能是莫言作品反覆描述的「與共產黨對着幹者，都沒有好下場」，以及作為大時代中人，又有誰未曾自願或不自願當過共產黨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