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金:近代國人精神面貌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長篇小說《蛙》德文翻譯本出版,罕有地接受一家德國傳媒訪問。

《蛙》是描述莫言一名任職婦科醫生的姑姑,雖受盡自己良知譴責,仍執行共產黨「一孩政策」的故事,對包括強迫婦女墮胎的粗暴手段大肆鞭撻。被問及此書與他以往批評共產黨的作品有何不同,莫言答:「我捫心自問,自己曾否做過傷害他人之事。」但寫作或閱讀中國經歷的苦難,大部分作者和讀者總以受害者自居,但莫言捫心自問的答案卻是:「我有罪。」

莫言坦言,他十一歲當紅衞兵,與同學一起批鬥自己的老師。無可否認,在此事上他做了傷害他人的事,屬於製造災難的一方。莫言又透露,作為幹部,為了前途,說服妻子墮胎,遵守黨的「一孩政策」,因此,《蛙》鞭撻的不僅是共產黨強迫婦女墮胎,亦是對曾參與或協助政策落實者,包括他自己的批判。

記者問:「共產黨在你的作品中被批評得一無是處,為何不與其劃清界線?」莫言回答:「這是近代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有些中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錯,但這些中國人同時認為共產黨已糾正了錯誤。」老實說,這可能也是不少近代香港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認知共產黨的錯,其錯甚至屬彌天大罪;卻又因其已糾正、彌補錯誤而予以原諒,或以共產黨存在屬難以改變的現實而予以接受。

形成這種精神面貌另一原因可能是莫言作品反覆描述的「與共產黨對着幹者,都沒有好下場」,以及作為大時代中人,又有誰未曾自願或不自願當過共產黨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