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賢講用人之道通常比較簡單，多考慮用人所長，這是用人之道的「核心」問題。不能用人所長，就不懂用人，包括不懂用「德才兼備」之人，整個用人之道就沒有意義。
懂得用人所長的人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人，是一個首先懂得自己所長的人，是能全面了解各方才能才幹的人，他能統覽全局，幹成所幹之事。春秋時期輔佐齊桓公的管仲說，對於進退有序的朝班禮儀，隰朋比我在行，就讓他來幹大行吧；對於開荒種地，發揮地利優勢，寧戚比我強，就讓他來作司田吧；調兵遣將、使三軍將士勇往直前，我不如王子城父，讓他來作大司馬吧；秉公斷案，嚴明執法，嚴懲奸佞，寬赦好人，我不如賓胥無，就讓他當大理吧；說到犯顏直諫，不畏權貴、不懼酷刑，以死相爭，我最佩服東郭牙，就讓他當大諫吧。齊國有這個人就可以富國強兵。
手下問管仲，那你幹甚麼呢？管仲說，我能充分認識和發揮他們的擅長，我能以此輔佐齊王成就霸業，這就是我能幹的事情。
古賢講用人之道，講用人所長，多以實際的人和事為例，講他們的故事，少有長篇大套的抽象理論。今人喜歡用理論指導實踐，喜歡分門別類弄出一大堆規矩，有政治上的用人標準，有企業營運的「人力資源管理」之說，還會定出許多「量化指標」，放在一個甚麼公司或模式裏讓電腦計算一下，據說這樣做就能一目了然，客觀公正。有沒有道理呢？見仁見智。
那麼，香港三位特首的問責高官是怎麼被使用的呢？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都沒有管仲的知人之明和用人之明。不少問責高官根本不是擅長於某些方面就被問責管理某方面，像那個曾俊華根本不懂財經金融，且一再證實幹得亂七八糟，竟然還是兩位特首的財政司司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