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旅遊業已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高增長的旅客除了帶來經濟效益，更帶來了不少問題。
根據世界觀光組織的數據，全球去年的旅客增長率約百分之四，但香港的旅客增長率幾近百分之十七，遠高於全球平均值。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會因旅客增長過快而產生種種問題，如消費集中、店舖租金飛升、本地文化和旅客習慣上的各種矛盾，更別說水貨等行為。可是，旅遊業對香港有着龐大的經濟好處，衍生了不少低技術工種，對解決低技術人口的就業問題很有幫助。這帶出了一個兩難：不限制來港旅客數目則問題會愈趨尖銳，但限制旅客數目又會打擊香港經濟。政府在這問題上進退維艱。
對香港來說，一個有效的旅遊政策是必需的。長久以來，香港自誇為亞洲的國際城市，是環球金融中心，對旅遊業的重視程度不高。以產值來說，旅遊業只有大約百分之五多一點，比不上金融業的接近百分之二十；但以就業人數來算，旅遊業卻是金融業的數倍，可見旅遊業對香港的重要。香港發展旅遊業的時候，政府投入的資源明顯不多，一是出於是自由經濟的考慮，政府不會過分將資源集中在旅遊業；二來由於近年訪港旅客人數大增，旅遊業界只要好好接待人客便可，長遠發展方針便顯得次要，也形成旅遊業缺乏前瞻的思維。最近弄得全城沸揚的奶粉事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開放旅遊業時的計劃沒有周詳，以致出了事故之後才匆匆補救，但已對政府管治能力和聲望大打折扣。
其實，旅遊業的問題並非不可預知，因為在不少學術文獻裏，已對旅遊業的正反面作出多維的分析。文獻中尤其對本土文化可能產生的反彈研究頗多，而且還是多個國家的經驗，可見這個問題具普世性。筆者舉出這些經驗，旨在說明香港旅遊業政策過分短視，以旅客數目為成效指標，忽略其他因素。而且負責官員只是技術官僚，欠缺宏觀分析。本來若果官員願意多讀書的話，問題也可能有所改善，但官員對學術研究結果的不重視，白白將他人的經驗浪費，到後來香港又步其他地方的後塵，實在冤枉。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現在香港的旅遊業要好好的重新定位，不要滿腦子只想着要加大來港旅客數目便可，而是要作出一整盤的計劃。第一步便是要對來港旅客數目作出預測，而這個預測可參考學術界的成果。香港學術界曾對訪港旅客作出研究，而且是用不同的科學方法來進行。可是，對一般人來說，學術研究過於艱深，統計方法又不好懂，所以不少具價值的學術研究結果往往只是放在圖書館裏。政府要是對這等研究結果多加參詳，或許已有新的政策啟發，而不是閉門造車。
第二就是深度評估旅遊業的正反好處，而不是單單被一些渲染的報道所左右。筆者不是說不理會民意，但民意往往會受當時的情況所影響，假如我們的政策只受一時民意所改變，則不能客觀地評價政策的好壞，這也不是正確制訂政策之道。
一個主事官員要抱的態度，就是不要對學術界的意見充耳不聞。學術界或許都是紙上談兵的書生，但正由於書生要博覽群書，所以對外地經驗有着另一層理解，而這些外地經驗又可用來豐富本地政策。更值得注意的是，學術界由於利益衝突較少，往往可以提出中肯而獨立的意見，政府政策也可以從中肯的方向制訂和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