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有很強的延續性，新政策一旦啟動，即使政府更迭，除了出現極端的情況，如大地震或戰爭等，上一屆政府已施行的政策，會受到新一屆政府的尊重，一般情況下不會作大幅度修改。
如長者車船兩元優惠，是曾蔭權政府後期推出的惠民措施，當時做法雖然倉卒，或許未經深思熟慮，但對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而言，確是一件好事，於是梁振英政府加以優化及推廣，逐步及於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務，令政策具有可持續性。
房屋政策則剛好相反，由於曾蔭權實行無為而治，尤其抗拒增建公屋及復建居屋，結果令新政府處於被動局面，要重新展開大量工作，尋覓可用的熟地及巨額的土地，以便扭轉頹局，撫順民意。
問題是，車船優惠與覓地建屋的政策難度大不一樣。政府是港鐵的大股東，只要港鐵起帶頭示範作用，自然有助於游說其他公共交通公司；相反，港九新界不少土地經多年有意識地吸納，早已掌控於十大發展商之手，反而政府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尋尋覓覓，在短中期內，根本難以滿足社會需求，處境頗為狼狽。
從覓地到規劃，加上必要的公眾諮詢，至少需要兩年時間，然後招標與興建，另外再加兩年，這就解釋了為何新政府任期內，房屋政策遠水難救近火。倘若前朝有足夠政治敏感度以及適當準備，必定能夠大大縮短房屋興建速度，現時的局面肯定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