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之人、官場中人都知道官位的極端重要、權力的極端重要。尤其是幹了壞事的官員、幹了虧心事的官員，更要靠官位和權力「捂蓋子」，自保所幹壞事不被揭露，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乃至「反攻倒算」，打擊報復揭露他幹壞事的人。
文革時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副主席說過，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了一切，這也是官場中人的座右銘。林彪垮台後，中共宣傳機器狠批他的「語錄」，說他是「權力迷信狂」，是「篡黨奪權的野心家、陰謀家」，是為了「手中權力」喪心病狂，然終究「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
毛皇帝為了批判這種「瘋狂迷信權力」的歪理邪說，下了一道「最高指示」，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路線正確，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
毛皇帝的這個最高指示當然是「一句頂一萬句」的真理，當年無人敢說甚麼。不過，官場政壇中人心裏才不會理甚麼「路線正確與否」，因為那是黨中央的事，對他們而言，在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方掌握的官位和權力才是最重要的，最實在的，是他們可見可觸摸的範圍「決定一切」的。手拿把抓的權力遠比玄玄渺渺的「路線」更讓他們信服和放心，必須成為拚命博取的東西。
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就進入了中共官場，成為中國官場權力的一部分。毛澤東之後，政治鬥爭已很少拿「路線問題」說事，而是拿「經濟問題」說事。能夠令各級官員「經濟上發達」和出了事「能平事」的更要靠手中的權力和頭上的官帽。這點香江特首也不能「免俗」，曾蔭權及利益集團早深諳箇中三昧並以此布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