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昨日宣布委任新一批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令管治班子進一步膨脹，但他們究竟是否有助施政，不能不令人懷疑。現屆政府上任以來，民望低沉，施政維艱，還要背上更多政治包袱，試問還能消幾番風雨？
港府○二年引入高官問責制，本已不倫不類，曾蔭權政府進一步催生副局及政助制度的政治畸胎，更是疊床架屋。所謂副局及政助，名為擴大第二層政治問責官員，卻毋須像主要官員報請中央政府任命，職責上只向各司局長負責，當年招聘過程黑箱作業，淪為用人唯親的政治工具。
更不堪的是，大多數副局及政助能力不濟，政治歷練有限，充其量只屬官場見習生水平，表現與月薪達十多二十萬元的優渥服務條件不相稱。事實證明，副局及政助不但無法分擔司局長工作，更因權責不清，在政策局內與公務員體系的政務官隊伍磨合困難，往往需由政務繁重的司局長出面排解紛爭，物非所值，引起社會各界非議，質疑擴大問責制的成效，甚至要求廢除副局政助制度，回復由問責官員直接領導公務員隊伍的傳統運作模式。
現屆政府上場後，保留副局及政助制度，只是降低政助薪酬，又成立由特首梁振英任主席的遴選委員會，公開招聘人選程序，提高透明度。可惜這只是小修小補而已，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責制的種種弊端。事實上，現屆政府的副局及政助，不乏曾蔭權政府的舊人，其次則來自公務員隊伍、專業界別和學術界等，基本上只屬新瓶舊酒，除了一批已熟習政府運作的副局及政助，其他人選多數缺乏從政經驗，政治能量並無增加，能否協助港府提升施政效率，不無疑問，怕只怕重蹈前任政府錯誤的覆轍，聘任了另一批高薪低能的官場見習生。
比較兩任政府的副局及政助人選，處境可謂殊途同歸，分別只在於背負了不同的政治負資產。曾蔭權政府的副局及政助，是一支不折不扣的雜牌軍，招聘過程透明度欠奉，未上任已鬧出國籍及薪酬過高風波，公眾形象低落；現屆政府的副局及政助，雖然改革了招聘與薪酬等方面的缺失，仍然難脫政治新丁本色，倘若領導他們的問責官員政治能量充沛，推動政務技巧嫺熟，尚可帶動這批副局及政助增強個人能力，協助施政，否則只能添煩添亂。
可以見到，現屆政府拉雜成軍，管治能力薄弱，更先後有問責官員被揭發涉騙房津和其他醜聞，其身不正，誠信備受質疑。由第一層的司局長到等而下之的副局及政助，濫竽充數，庸庸碌碌，不乏政治負資產，施政豈能不阻力重重，狀況百出。今年七月新政府就任，市民期望能夠一洗前朝頹風，撥亂反正，真正為民做實事，然而管治團隊先天不足，施政動輒得咎，不要說恢復行政主導，恐怕連適度有為也是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