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突然出招,以人大釋法解外傭居權案及雙非困局,事件一如所料,揣測北京借機向本港司法機構開刀的陰謀論調不脛而走,此起彼落。其實,這次釋法背後有否另藏玄機,現時言之尚早,但在一片「防範及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寒風之下,北京對香港加大盤控力度,則屬必然之事。可以說,有沒有這次釋法風波也好,一場政治暴風雨已在醞釀中。
談到北京對港介入程度,粗略可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九七回歸至○三年,此時一國兩制運作不久,北京為除港人戒心,為解國際疑慮,對香港事務處處「自約」,事事「放手」,除了特首人選這骨節眼問題,其他很少直接介入。直至○三年,形勢才急轉直下,一場「七一」大遊行震驚中南海,北京驚覺香港局勢逐漸失控,再不介入遲早車毀人亡,於是急急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全面開展香港工作,包括研判局勢、聯絡港府、協調建制派,以及為港府重大政治風波獻策解窘等等,一個嶄新的京港博弈之局重新開棋,而這亦是第二階段的開始。
自從北京加強監控香港局勢後,就發覺愈來愈不對勁,英美勢力的發展超乎想像,○三年七一遊行、○五年港島補選、○八年立法會選舉……統統都有「無形之手」幕後操盤。而令「外部勢力」紅燈正式亮起的,就是一○年「五區公投」,港澳部門研判,公文袋由最初大力反對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軚參與,就是受到無形之手扯線,意圖在香港撒播「港獨」種子,事態已超越北京的底線。所以,公文袋與白鴿黨同屬泛民,但在北京眼中,卻屬於兩種不同形體,就是這個原因。自此一役,北京對香港盯得更緊,介入更深,揭開第三階段的序幕。
至於第四階段,應該就是「十八大」後的中港政治新局面,一來「防範及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已定為國策方針,北京對香港的盤控只會有增無減;二來新當家習近平君臨天下,港澳小組換帥,朝廷對香港問題必定有一番新動作也。
王俞